中国经济究竟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国的政府部门与学者都还没有什么经验。至于如何看待GDP增速的重要性，专家之间更是越来越缺乏共识。林毅夫、赵秋运与我刚刚合作出版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信出版社）这本书，旨在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一些探讨与分析。这里，我想结合刚刚过去的2021年的宏观经济和2022年及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形势，重点谈谈我个人对于我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粗浅看法，以抛砖引玉。

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疫情与国际形势之下，我国能够取得全年8.1%的GDP增速应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教训需要吸取，特别是去年下半年，过于密集地出台并实施了太多具有紧缩性的“高质量发展”政策，否则全年实现9%以上的恢复性增长是完全可能的。整体而言，2021年整体经济前半年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到下半年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增速下滑的情况。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四个季度GDP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8.3%，8.9%，4.9%与4.0%，我国面临着经济持续下行的巨大压力。我们简单比较一下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与2021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如果将总需求分解成总消费（包括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总投资（包括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总净出口，那么对于2020年的GDP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投资这一块，贡献了90%以上的经济增长。但是到了2021年，投资对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足20%，可以说是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2020年我们的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而2021年前三季度的消费贡献率是最高的，甚至超过投资和出口，这些是非常大的区别，值得注意。

最近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提出要“稳经济”。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年，第一年重在部署，第二年可能就会有更多实际的政策要落实，具体的项目要落地，要在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真正把经济做稳，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这里我主要讲讲对于我们中短期经济增长的一些具体的顾虑。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所以我先谈市场的问题，再谈政府的问题。

关于市场，新结构经济学提倡分析宏观的经济增长要注重中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对应的微观的企业的活力。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是做好创新，另外一个是做好绿色发展，两者之间当然也是有联系的。如果把产业再划分得更细一点，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产业升级里面存在短板的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主要是三大块。

第一块是制造业内部的升级，即从原来的基础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过程，这里面主要涉及技术创新的压力。要实现顺利的升级，可能需要我们国家整个创新体制与人才体制要进行配套性的改革。特别是，对于追赶型的产业，我们原来可能通过学习，从国外引进，就可以实现技术提升，但是现在由于日益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其中有不少我们可能被迫提前需要自主研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第二块是服务业的升级。我们把服务业分成三类，包括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研发、通讯等等）、下游的消费性服务业（比如餐饮、宾馆、旅游、娱乐等），以及社会性服务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养老、医疗等）。其中，下游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发展得也相对比较好。我们的主要短板在于一部分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一些社会性服务业，主要是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既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升级，又直接关系民生，影响百姓的幸福感。对于这两块服务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能否打破瓶颈，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未来需要集中力量去做好的事情。

第三块是生产要素。我们还有很多的要素市场的改革需要深化。比如，金融市场上就尤其需要进一步改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变成领先型产业或者换道超车型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创新投入，风险高，投资大，因此都需要更好的融资渠道，我们希望这些能够得到更加有活力的民间金融的有效支持，让市场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进行创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似乎过多地依赖政府的大规模的引导基金。只有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了，才能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创新，更好地促进产业的健康升级，但这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市场的信心也很重要，因为信心会影响到预期与经济行为。很多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可以看股市，因为股市与经济基本面运行长期趋势比较一致，股市也可以反应全社会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与信心。中国的股市则实在太怪异，起不了晴雨表的作用，加上我国各种政策不仅执行力强而且不确定性也强，所以几十年实践下来，GDP增速已经是承载社会预期与信心，能够约束各级政府“乱为”与“不作为”，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方向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没有之一。

在2021年的下半年，政府对于一些产业进行了重点整改。比如教育培训市场、房地产市场、一些平台经济，以及“双控”与“双碳”问题。政府的管控力度是比较大的，执行也比较密集。这些方面的管控，可能目标都是为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包括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方向上我是认同的，但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操作与执行上，我认为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为这一系列紧缩性的整改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让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了。让民营企业家真的愿意去投资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国的养老市场，有着很大的社会需求，也有供给能力，但是民营企业家有没有信心在养老市场上进行充分的市场化投资呢？会不会因为担心这样一个产业可能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而不愿意去投资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

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如何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这不仅是短期应对的问题，更是中长期发展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做好的任务。这就必须讨论到政府的角色：如何让政府“有为”，而不是“乱为”或者“不作为”。二战之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70年命运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道理：“欲速则不达”。拉美等国家为了实现尽快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端”产业，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实施进口替代等一系列“大推动”政策，包括我们中国也在推行“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大跃进”政策，结果都因为违反了自身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全部都失败了。再看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去追求尽快实现制度上的“高质量发展”，但是效果显然不如摸着石头过河、实施“渐进双轨改革”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常幸运地实现了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政府提出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此目标我非常拥护。但是，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各级政府准确领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在具体执行中把握好速度、次序、力度和时机。然而，从过去一两年的实践来看，似乎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理解错误就是将“高质量发展”与维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对立起来。更有甚者，还有人主张或者认为，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就必须放弃设立GDP增长目标。过去几年，我一直明确地主张我国应该继续明确设定GDP增长速度的目标，相关理由已经多次做过公开的详细阐述，这里不再展开。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果没有明确的GDP增长速度目标以及对各级政府的相关考核，那么就很容易导致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都采取“过激”与“过急”的方式去实现本部门被考核的那一维度的“高质量发展”的局部目标，而置“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利益与总体经济发展目标于不顾，该作为而“不作为”，即使面对本地区过低的GDP增长率也会心安理得甚至觉得天经地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自己“乱为”与“不作为”的挡箭牌。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所总结的“长期的战略短期化、系统的决策碎片化”的弊病？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各级政府官员重新认识到维持GDP较高增长速度的共识，在此约束下以更加稳步的、有序的、协调的方式去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急于求成，短期化，局部化，运动化。中国作为大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方面，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应对好内外部的各种压力和约束，这是一项极为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它要求能够有效调整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更好地协调，一方面坚决避免唯GDP论，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速度底线基础上执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操作层面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够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的有为，而不是乱为或者不作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住长期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发展的宝贵信心。

面临国内外新的形势，是否能够根据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实际情况，完成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体制的完善，这大概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而“十四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转档期，这段时期做得好不好将会直接影响长期国运，特别需要专家学者多多加以研究。中国经济，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