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获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对发展经济学、中国转型以及非洲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SOAS以亚非研究及发展研究见长，该学院在毕业典礼上授予荣誉学位，表彰在学术、公共事务及相关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今年，林毅夫教授与另外7位杰出人士一同获颁荣誉学位。
这是林毅夫教授获得的第12个荣誉博士学位。此前，他先后获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等海内外11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其学术贡献的广泛认可。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与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林毅夫教授还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2023年“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荣誉称号、2025年“欧亚商业与经济学会会士奖”以及“留美经济学会会士”“全英/全欧中国经济学会会士”等荣誉与称号。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获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博士学位授奖词及接受致辞。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林毅夫教授授奖词
阿尔卡贝·奥克贝
2026年9月10日
院长女士、校长、校董会主席，我现在很荣幸向各位介绍林毅夫教授，授予他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林毅夫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全球南方”经济转型的终身倡导者。五十多年来，他的学术研究塑造了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发展轨迹。2008年，他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该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此职位上，他将发展中国家的思维方式和可能性带入了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
林教授于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对中国经济和严谨经济理论的双重根基，塑造了他独具特色的学术贡献。
回到中国后，林教授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作为创始主任领导该中心长达十五年，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研究机构之一。在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后，他创立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推动了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设立，并担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这些机构成为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基地——这一理论框架由他于1988年开始构建，并于2009年在世界银行正式提出。
“新结构经济学”以一国不断演变的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为核心，重新界定了发展战略。此后，该理论已成为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必读内容。
他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时期，当时他倡导的结构转型和产业政策与主流正统观念相悖。他始终是推动非洲工业化的坚定且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曾就如何吸引制造业投资和建设生产能力向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卢旺达和塞内加尔等国政府提供建议——而当时此类建议既不流行，也鲜少有人提出。
林教授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范围上都极为突出：他独著、合著及合编的书籍超过35部，发表的英文期刊论文逾250篇，此外还有数百篇中文学术论文。他的著作包括《中国的奇迹》《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等，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被广泛用作教学教材。仅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他就编纂了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参考著作，包括《牛津非洲与经济学手册》《牛津结构转型手册》以及《牛津工业中心与经济发展手册》。
我第一次见到林教授，是在他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身份首次访问非洲期间，当时他热切希望支持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他很早就一直坚定倡导中国轻工制造业——这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投资能够以非洲所需的规模创造就业、形成生产能力——同时也是经济特区的坚定支持者，认为经济特区是推动这一议程的关键动力；这一理念此后塑造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产业政策。他还利用自己在中国工商业界的巨大影响力，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埃塞俄比亚因此成为主要受益国之一。我们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包括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多部著作。
他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广受认可。他是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荣获五十余项国内外奖项。
林教授体现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使命的核心价值观：从内部理解“全球南方”，并坚信严谨的学术研究应服务于发展实践。他在过去五十年间对发展经济学、中国转型以及非洲经济前景所作的贡献，使他成为获得此荣誉学位的最合适人选。
院长女士，我谨此请求您向林毅夫教授授予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学位接受致辞
林毅夫
院长女士、校长、校董会主席、各位教授、亲爱的同学们、校友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朋友们：
今天获颁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我深感荣幸，也由衷感激。亚非学院“从全球南方内部理解全球南方”的办学理念，与我的学术追求高度契合。正是这一理念，塑造了我的学术道路。正因如此，今天能和大家相聚于此，我格外珍视。
我1952年出生在中国台湾。当时，台湾刚刚摆脱二战后日本殖民统治，是一个农业为主的贫穷经济体，这与许多国家当时状况非常相似。到1978年，台湾已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79年，我到中国大陆来，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今，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达14,230美元，仅比14,37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低1.1%，很可能在明年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之列。
这两段人生经历让我领悟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贫困并非宿命。繁荣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二战以来经过两三代人的艰苦奋斗，却依然深陷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这一难题，促使我开始质疑主流经济理论。许多战后成功的经济体，采取的政策都与当时的主流理论相悖。相比之下，那些忠实遵循主流框架的国家却很少成功。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告诉发展中国家，要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或效仿发达国家所做的。这些想法虽然初衷良好，但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及预期。
基于我个人经历和跨国实证研究，我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其核心思想很简单：从已有的禀赋出发；确定能做得好的事情，即你的比较优势；让有效市场激发企业家的活力，同时由有为政府来纠正市场失灵；解决先锋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协调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能转变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拥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随时能准备抓住市场机遇的企业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行动。
我对每一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和校友的期望是：善用你们在这里所学，回到祖国后，为政府提供建议或发挥领导作用，促成正确的认识和行动。届时，你们也将亲眼见证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共同繁荣。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