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武汉授课（李溪｜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后逐年下降：2010年是10.6%，2025年是5%，2026年的目标是4.5%至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下滑？学界、理论界相关声音认为，这是我国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其中，有三大代表性观点。

一是各界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当前，国有经济比重上升、作用增强，而民营经济比重相对下降、空间受到压缩。有观点认为，这是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过去发展快，是因为年轻人多，有人口红利。现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很多企业面临“招工难”。有观点认为，这是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这是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是指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企业和家庭高度负债，企业以还债为主、投资意愿不足，家庭也以还债为主、消费意愿减退，投资和消费均受挫。有观点认为，我国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情形。

一些观点认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这些现象和问题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不是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呢？我们需要科学研判现象的本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方可提出有效的解决之策，并对未来发展作出准确把握。

从表象来看，自2010年以来，我国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民营经济比重下降；国有企业在银行的贷款比重上升，民营企业在银行的贷款比重下降。有观点据此把“国进民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认为这是政策造成的，是因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但客观事实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始终未变。现在发展绩效最好的往往是民营企业，比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锂电池行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从这个视角看，“国进民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经济下行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未能复苏。

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增长率高达4.5%甚至更高，近些年，只有3%左右。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的是贸易增长率。2008年以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2008年以后，世界贸易增长率慢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足3%，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从危机之前的年均20%左右，下滑到不足5%。如果危机是周期性的，在一定期限内总能复苏，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未来有预期，就愿意消费和投资。但2008年到现在，已近二十年。

在此状况下，政府必须稳增长、稳就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2008年，我国高速公路大约只有6万公里，现在已超过19万公里；高速铁路只有1000多公里，现在已超过5万公里；4G、5G的铺设也在此期间完成，都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只能由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参加。国有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中央财政拨款，主要通过银行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筋、水泥、玻璃等，主要是由民营企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创造就业，从而增加消费，受益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如政府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民营企业的发展将更受制约。

人口老龄化是导致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吗？有学者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老龄化问题，经济发展快，90年代后，进入老龄化，经济发展明显放缓，认为日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但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人口老龄化，包括美国和欧洲，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与日本类似的情形。我深入研究过，当前，全球53个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未富先老”，人均GDP还不足美国一半，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目前我国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富了才老”，人均GDP已达美国的一半以上，才进入老龄化。53个老龄化国家中，27个是“富了才老”的国家，26个是“未富先老”的国家。

媒体、学界的讨论，一般认为“未富先老”问题更多。但数据给出的结果正好相反：26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后十年与前十年相比，人均GDP增长率是上升的，GDP增长在加速；而“富了才老”的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基本不变，GDP增长略微下滑。这与我们的观察差别较大。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结果是人口增长率放缓、劳动力减少。但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在其来临之前一二十年就可以预测的。对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重要的不仅是劳动力数量，更关键的是有效劳动，即劳动力质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各国都可以预判人口老龄化，采取应对措施，并提前增加教育投资。

因此，虽然劳动力数量减少，但劳动力质量将提高，有效劳动可能随之增加。原有的教育水平越低，有效劳动增加幅度就越大。对于“未富先老”的国家，教育水平越低，进入人口老龄化后，教育投入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增幅就越大，有效劳动反而在增加。而且这些“未富先老”的国家还处在追赶阶段，产业升级的空间更大，教育水平提高后，更能促进产业升级，所以，人均GDP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均将增加。

对于“富了才老”的国家，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的空间十分有限，人均GDP增长基本不变，再加之人口增长下滑，所以，GDP增长将有所下降。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1年，60岁退休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年或8年，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所以，我国的有效劳动是在增加，经济增长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造成失速。

为什么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变成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为了遏制日本，1985年，双方签订“广场协议”，除了日元升值、汽车出口受限、技术转让，日本还主动放弃了产业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30%左右，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除了军工相关产业受美国限制而不能发展，其他民用产业均领先于美国，比如，汽车产业、芯片产业。但放弃产业政策后，日本的新质生产力就难以不断涌现，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提高的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乏力。

我们看到，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不愿投资，家庭消费意愿低下，经济发展随之减速。我认为，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主因不是负债高，而是缺少投资机会。如有好的投资机会，即便有负债，企业可以融资，再进行投资。家庭也是如此，若工资不增加，或担心失业，消费倾向肯定不足。日本放弃产业政策之后，技术创新缺少活力，产业升级面临制约，造成投资机会减少，导致企业投资积极性下滑，生产力没提高，工资不增长，家庭消费意愿不强。

就中国而言，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通过大量银行融资，投资房地产。虽然一些家庭有按揭贷款，但负债率明显低于日本。家庭消费意愿和倾向不足的主要原因，并非没有储蓄，而是对未来的预期问题。2024年，我国家庭储蓄增加14.26万亿元，GDP占比超过10%。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14.64万亿元，家庭总储蓄累计超过160万亿元。由此可见，家庭储蓄是比较充足的。对未来预期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信心不足，诸如“有结构性问题”“经济下滑都是我国自身的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难以解决”之类的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较大，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当前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冲击和全球周期。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1/4，传统产业上仍有后来者优势，技术追赶的空间巨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则具有超大规模内需、完整产业链、工程师红利等有利条件。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下，因地制宜，按照各地的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用好传统产业的后来者优势和新兴产业的新道优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我国仍然是发展机会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