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就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表示：“如果没有外部重大冲击，实现5%以上的增长也是可能的。”这一较为乐观的预测，高于中国政府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4.5%至5%”——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经济放缓的目标区间。

3月30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临甲7号沙龙”上，林毅夫教授表示：“今年4.5%至5%的目标是中国设定的最低目标”，并称“如果不出意料之外的大问题，中国有望实现5%或更高的增长目标”。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教授，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强调后发国家可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技术追赶，同时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

“临甲7号沙龙”是由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不定期政策座谈会，邀请政府顾问、经济学家与中外记者进行深度对话，为外界了解中国政策提供平台和窗口。

全球最大人才优势与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中国优势显著

林毅夫教授将“后来者优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依据。他解释称：“从战后德国、上世纪 50~60 年代日本、80~90 年代韩国的案例来看，这些国家在追赶期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他进而指出：“我相信，到2035年之前，中国每年仍具备8%的增长潜力”，也就是说，若将中国人均GDP（目前约1.4万美元）与发达国家4万～6万美元之间的差距视为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中国仍存在发挥后来者优势的空间。

他特别指出，与过去的追赶型国家相比，中国具备更有利的结构性优势。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人才优势，每年培养近600万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人才，并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同时具备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能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具竞争力地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并实现商业化”。

不过，他指出国内外风险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他表示：“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甚至低于经济增速”，并称“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受此类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更大”。关于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他表示：“虽会产生影响，但中国石油进口来源较为分散，加之国有企业具备价格调控能力，因此影响相对可控。”他还指出，中国仍需应对老龄化、房地产结构调整、碳中和应对、区域发展差距等课题。

针对美国依据《贸易法》第301条批评中国产业政策，并指责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一事，他援引日本和韩国的案例予以回应。林毅夫教授表示：“与其用保护主义手段来应对竞争，不如将其作为产业升级的契机”，“日本和韩国在面临竞争时，都实现了向更高技术水平产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