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政策干预机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

杨洲木、王文平、张斌

【摘要】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基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理论建立数学模型，阐释过往历史阶段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具有异质性的不同区域，其产业升级背后的产业政策干预机理和各种扭曲的诱因，进而聚焦于现阶段中国，剖析中国应如何实现低碳绿色型产业的发展。主要结论包括：（1）要素禀赋结构、产业政策、要素价格等是影响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各种扭曲的诱因是产业升级目标与要素禀赋结构不匹配；（2）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当下中国，政府制定与能源技术禀赋相匹配的产业政策，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3）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扶持低碳绿色型产业发展时，应遵循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扶持有度”是消除各种扭曲的抓手。

【论文简报】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政策干预机理

产业升级，无论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是“现在进行时”的课题，中国也不例外。回望当下中国，“蓝天保卫战”和“增长渴望”成为产业升级进程中亟须突破的双重挑战。

挑战可能成毁灭之手，也可以是创造之母。直面产业升级的现实情境，科学界各领域的学者纷纷解读、献策，学术争鸣层出不穷。譬如，围绕着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由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的观点交锋引发的辩论，已经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中国各级政府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出台了诸多政策，诸如，国家层面上，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发展绿色产业、推进节能减排”的目标，“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应运而生，其要义是政府因势利导，从而联通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绿色型产业升级的路径。

抛开学术层面上产业政策的“旷世之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雾霾锁城”的日子里没有哪个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独立应对。在中国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的情景下，跳出狭义上“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的窠臼，回归广义上“产业政策成败与否背后逻辑的剖析”的本真，进而以“驱动经济增长”和“优化生态环境”为依归，探究如何合理制定产业政策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我们聚焦两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之前的过往历史阶段，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有的区域产业升级成功、有的区域产业升级滞后、还有的区域产业升级失败，那么成功、滞后、失败背后的产业政策干预机理是什么？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之后，对于现阶段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在遵循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决定性机制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合理制定产业政策、以因势利导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

研究发现：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之前的过往历史阶段，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之所以有的区域产业升级成功，产业政策的干预机理是：在该区域资本禀赋满足资本禀赋约束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即“政府有为”。之所以有的区域产业升级滞后，产业政策的干预机理是：虽然该区域资本禀赋满足资本禀赋约束，但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不合理、从而导致产业升级实际情况距离该区域可以达到的“理论上限”差距过大，即“政府庸为”。之所以有的区域产业升级失败，产业政策的干预机理是：该区域资本禀赋过低、不满足资本禀赋约束的情形下，政府“好心做错事”，过早推行产业升级，即“政府急为”。

对于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当下中国而言，我们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包括：全国层面而言，政府制定与能源技术禀赋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即通过对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征收的环境保护税税率、对低碳绿色型产业的消费补贴率的优化设置，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产业升级目标需要因地制宜，在区域能源技术禀赋适合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制定与该区域能源技术禀赋相匹配的产业政策（环境保护税税率、消费补贴率），可因势利导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其他不满足能源技术禀赋约束的区域，应先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进而满足能源技术禀赋约束后，再进行低碳绿色型产业升级。政府制定与要素禀赋相匹配的产业升级目标，避免扶持过度，是消除各种扭曲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