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融资必须摆脱援助模式
林毅夫 王燕
过去一年中，传统援助国已大幅削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一些国家，如美国，几乎取消了其援助项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24年，其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下降了7.1%，这是六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下降。
这一趋势并不仅限于少数几个主要援助国。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33个成员中，有22个削减了援助预算，只有四个国家达到了联合国将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未来的前景也几无改善希望，主要的DAC援助国已宣布了额外的削减计划。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已暂停了大部分对外援助，并解散了负责分配美国政府大部分援助资金的国际开发署（USAID）。
与此同时，英国计划到2027年将其援助支出从占GNI的0.5%削减至0.3%。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类似的紧缩政策正在重塑国际援助格局，扰乱了人道主义和气候相关项目的实施，并在卫生、教育和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造成了资金缺口。
在2017年出版的《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我们曾呼吁发展中国家政府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不仅因为援助逐渐成为不可靠的资金来源，也因为其他更好的发展融资方式越来越多。如今，这一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随着对援助的依赖变得难以为继，国际社会必须调动更广泛的财政资源，以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增长，这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产业投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公共市场中的机构投资，以及像债务置换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等创新机制。这些工具可以释放国内资源，吸引长期投资者，并在公共目标与私人资本之间创造协同效应。
股权投资为吸引非传统发展伙伴提供了一条有希望的途径，同时还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债务的依赖。政府投资基金、公共和私人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私营部门参与者可以通过入股公有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或加入PPP等方式参与进来。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减轻债务负担，还可以改善公共资产的绩效和管理。
作为由政府资助、以任务为导向的机构，公共开发银行（PDB）有潜力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绿色和可持续投资提供耐心资本。基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创建的“公共性发展金融机构数据库”，后续研究可探寻有效路径，通过这些机构来推动低碳增长。
近年来，为响应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发展伙伴们在绿色转型方面越来越多地采用“全价值链”方法。这一方法促进了低碳技术转让、数字创新（包括服务贸易）的扩散以及产业现代化，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参与国能够加速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个方法。一项覆盖139个国家的分析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纳入绿色和低碳原则的政策指导下，2013年至2022年间，参与国的碳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这一发现与近期另一项研究结果相互印证，其结果显示了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扩张助力重塑了非洲的能源图景。
对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投资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表明，在二级行政区域（相当于一个市）中，只要至少有一个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夜间灯光亮度（一个广泛用于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就会增加5%。相邻地区的亮度则上升了10-15%，表明了此类项目带来的好处远超出了直接投资地点。
图：2008 年和 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夜间灯光亮度
来源：Wang,Yan and Xu, Y. 202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ors.70023
这些成果凸显了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能源和交通项目）的关键作用。通过改善电力获取、可负担性和连通性，可以减少能源贫困，加强公共服务，并刺激基础设施匮乏地区的经济活动。
为了应对发展金融不断演变的挑战，传统和非传统的援助国及债权方都应超越援助模式，采用多维战略，将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和数字互联（包括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相结合，以支持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重要的是，此类合作应被视为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合作伙伴在其中扮演互补角色并承担共同责任。
诚然，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失误。例如，中国在2021年之前对燃煤电厂的融资曾一度减缓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进程。但一旦认识到这些政策偏差，相关经验反而有助于强化国际发展生态中的问责机制，培养自我纠正机制。通过持续学习与动态调整，全球合作伙伴能够构建更具弹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金融框架。
作者简介：
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曾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王燕（Yan Wang）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资深学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