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4日，第三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分论坛在线上召开，我院及新结构经济学联盟兄弟院校的师生参与汇报。

7月3日下午，共有5篇新结构经济学论文进行了汇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樊仲琛报告了与徐铭梽、朱礼军二位老师合作的文章《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与技术学习——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理论和定量分析》。该文发现，企业进口对专利申请有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知识密集产品的进口。由此，该文构建并校准一个开放经济下两国动态内生增长一般均衡模型：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拓展前沿，发展中国家技术离前沿较远，从发达国家进口并学习其产品中内嵌的知识实现技术追赶，逐渐接近前沿，最终转到自主创新。最后，该文通过反事实实验模拟中美贸易摩擦，揭示贸易壁垒将同时严重阻滞两国技术进步。

我院博士生张皓辰报告了与林毅夫教授、国发院博士生刘松瑞合作的文章《地方官员、比较优势与因势利导型产业政策》。该文利用1997-2013年间我国地级市层面官员（市委书记和市长）流动的信息，使用广义双重差分的方法，发现一个官员从A地调入B地之后，在A地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那些产业在B地的显性比较优势会有显著的提升，且对于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官员，这种调动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官员调任冲击对地方产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提升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受冲击的产业符合调入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强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的前提是必须“顺势而为”。

我院博士生汪玲报告了与林毅夫、江深哲二位老师合作的文章Optim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该文发现，东亚增长奇迹的经济体往往在发展初期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逐渐减少；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往往一直保持较低的基础设施投资。该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以上现象。发展初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放松借贷约束，加快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随着企业资本进一步积累，借贷约束减弱，该效应也减弱，即不需要太多基础设施投资。另外，国家能力对于解释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低迷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差异至关重要。

我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报告了与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博士生陈思雨合作的文章Skill Mismatch,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Dynamics。该文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在具有资本密集度异质性的多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产业的发展动态，以及总增长和总失业率的动态。经济体总失业率表现出周期性变化，这是因为旧行业的高技能工人在新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技能低下，并受到技能错配和低就业率的影响。但他们可以通过在新行业的在职学习获得技能，变为高技能劳动力，提高就业率。资本积累不断推动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取代劳动更密集的产业，导致跨行业劳动力不断重新配置。尽管没有总体冲击，但总体失业率仍呈反复周期性。技能错配越严重，失业率越高，行业寿命越长。

南开大学本科生张馨月报告了与南开大学姜磊老师、本科生庞乃琛合作的文章《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僵尸化》。该文通过实证回归，发现旨在鼓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府发展战略会显著提高当地企业僵尸化的概率，且这一影响对公有重工业、中西部以及上游行业公有制的企业更显著。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选择是发展战略影响的一个渠道。因此，处置僵尸企业问题需要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选择符合当地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追求高质量发展。

7月4日上午，共有4篇新结构经济学论文进行了汇报。

我院博士生徐扬帆报告了与林毅夫、王勇、文一三位老师合作的文章Endowment Structure and Role of Stat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forms。该文扩展了Murphy等人的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通过引入物质资本，讨论了存在两种生产要素，且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的条件下，政府如何根据禀赋结构进行产业大推动，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

我院博士生蒋扬天报告了与王勇、吴春赞两位老师合作的文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不平等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该文讨论了探讨产业结构转型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驱动力。在供给侧，不同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产业结构转型影响要素价格变动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在需求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该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代理人的一般均衡模型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相匹配，定量刻画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

即将就读我院博士项目的杨冀轩汇报了与赵秋运老师合作的文章Overleap the Middle-Income Trap: Structural Change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该文以成功摆脱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一些事实基础，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和创新结构的内生变化。在该文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创新专利生产商和仿制专利生产商并存。此外，政府在“基础”和“先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结构，通过促进不同研究部门的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创新能力起着重要作用。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只有模仿存在的情景下，经济趋于向低收入稳定状态收敛。如果重视创新，则有可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多重均衡。另外，当国家处于发展初期时，基础设施投资是有效率的；随着国家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更需要创新。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协调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快和平稳经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即将就读我院博士项目的徐婉汇报了与王勇、赵秋运、刘长征三位老师合作的文章《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该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从禀赋结构的潜在比较优势、技术基础、市场规模等方面阐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分析产业自主发展的瓶颈约束，梳理总结产业政策的动态变化和得失，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成功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提炼总结“换道超车型”产业发展的共性规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既发挥了决定于比较优势的“有效市场”，也依赖于制定产业政策推动的“有为政府”。针对这类产业，政府需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因时因势而为、动态调整优化，并统筹平衡产业政策的周期性和持续性。

论文报告结束后，线上参与的观众与报告者进行了热烈讨论，王勇副院长细致解答了观众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关问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分论坛划上了圆满句号。

撰稿：樊仲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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