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新中国70年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林毅夫教授首先回顾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节点，将其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中国当时的发展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理论上，中国遵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这段时期中国和国外的学界没有直接交流，但是政策思潮不谋而合。20世纪30年代西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统治之后，均试图在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动员、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

上述发展思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快速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但是以苏联、中国、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受结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潮影响的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以中国为例，到1978年，中国81%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为生，84%的人口生活在日均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第二阶段（1978年底到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在1978年底率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在20世纪80-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已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被芝加哥大学提出的理性预期学派所取代，后者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主张由市场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结构主义也被第二代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太多导致政府失灵，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财政预算平衡的宏观稳定化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必要的制度安排，由市场通过价格引导资源配置。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西方经济学界广泛交流，并在大学里开设了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课程，但是，中国并没有依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而是采取一种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一方面，对资本密集、规模大的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国有并提供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政府开放民营、乡镇企业、外资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一站式的服务帮助其发展。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种同时存在政府和市场定价和资源配置的渐进双轨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将会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虽然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然而中国在1979-2018年的四十年间取得了年均9.4%的快速经济增长，并且是过去四十年中唯一未出现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以休克疗法进行转轨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发生经济崩溃停滞，增长率低于转型之前，危机发生的频率高于转型之前，而且，存在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于这些国家，并且普遍比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

随后，林毅夫教授反思了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

林毅夫认为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忽视了产业结构的内生性。结构主义认为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无法自发建立起来，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居民无储蓄观念、对价格的敏感性低等结构性因素，使得市场失灵，无法动员资金配置资源于现代化产业。林毅夫教授则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因为这类产业与发展中国家资本禀赋相对短缺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也就不同。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其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因此这类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这类产业中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必然亏损，所以，也就不会有企业投资。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以后，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少数经济体实现了向发达国家的追赶，它们的发展是从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当时，这种政策从结构主义看来是错误的。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忽视了存在于转型经济中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林毅夫教授指出，休克疗法忽视了转型前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主导的优先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将会大量破产，导致大量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会不稳定，经济也就无法发展。而且，诸如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电力、通讯以及与国防安全相关产业，由于维持经济运行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即使将其私有化也不能让其破产。由于负有上述政策性负担，企业产生的亏损只能由政府来承担，保护补贴也就无法取消掉，相比之下，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就更为严重。

林毅夫教授指出，虽然中国当时采取了看似糟糕的“渐进式双轨制转型”，但是反而带来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原本违背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获得保护补贴而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帮助新兴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经由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交易费用，使其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从而占据国内外市场，获得利润，快速积累资本，转变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在升级过程中，企业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降低升级成本和风险。随着国内资本积累，中国逐渐由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也就逐渐由违背比较优势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也就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可以给予取消，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除了发展和转型之外，主流经济学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缺乏认知也普遍存在于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以保罗·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为例，这一理论所涉及的技术创新旨在探讨新技术、新知识如何被创造出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劳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位列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必须依靠自己的研究开发（R&D）来发明，全要素生产率（TFP）适用于衡量该国的技术创新。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所使用的技术与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之间存在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购买具有较好技术的设备来实现技术创新，这种技术进步由资本的增加来实现，因而，不能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衡量。

林毅夫教授认为，之所以出现主流理论难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经济实践原因是目前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这些理论因而内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结构差异，尽管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现象看似具有说服力，但运用于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通过上述反思，林毅夫教授主张直接从经济发展的本质来研究问题，并由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现象来总结新理论，经济发展表面上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本质则是一个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倡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发展”是如何从一个较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转变为一个较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转型”则是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的转变；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的规模和风险特性不同，和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经济有效运行的措施也会有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把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从一个二维的、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变成各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其各自结构的三维的理论体系。

最后，林毅夫教授指出，把结构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会产生许多新的视角、见解，是一个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金矿，这些新视角新见解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出解决的办法，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给有志贡献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人们一个“Doing well and being good”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