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18年12月16日下午，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在朗润园万重楼二层举办了“产业升级”专场。该专场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China & World Economy（CWE）杂志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朱兰担任主持人。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主任张支南介绍了该期刊的发展历程、人员构成、审稿要求、发展目标以及未来的转型方向。然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进一步介绍了CWE杂志作为国内唯一两家SSCI期刊之一，在政策研究上的优势，并提出了未来期刊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进一步合作的建议。最后，四位主讲嘉宾分别进行了报告，他们分别是：邓留纯（哈勒经济研究所与耶拿大学，助理教授）、杨国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文澜青年学者）、付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和康瑾（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邓留纯（哈勒经济研究所与耶拿大学，助理教授）

论文题目：On Inter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A Tale of Two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精彩观点：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分权改革，分别发生在1956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第一次的分权改革失败而第二次的分权改革获得了成功，其背后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该论文通过构造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府间沟通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的“权威担忧程度”即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下达政策的忠诚度对分权改革效果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在信息从地方政府往中央政府传递的集权式沟通机制下，“权威担忧程度”的大小与经济总产出无关；在信息从中央政府往地方政府传递的分权式沟通机制下，随着“权威担忧程度”的增加，经济总产出会逐渐降低；当“权威担忧程度”超出一定值时，地方政府的信息搜集的相对优势消失，此时的经济总产出会低于集权式沟通机制下的经济总产出。

杨国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文澜青年学者）

论文题目：产业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

精彩观点：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在理论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杨国超教授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为例，研究产业政策实施的经济后果，为“产业政策之争”提供了微观证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 

付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论文题目：新古典动态增长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的校准、模拟与预测

精彩观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数据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吻合，但中国的数据却与之不吻合。付喆教授在Brock和Taylor提出的绿色索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微观基础，构造了一个包含污染和减轻污染措施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分析中国是否会出现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也会出现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目前尚未达到拐点，并且预测中国将会于2036年左右达到拐点。

康瑾（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论文题目：产业政策、企业“短贷长投”与债务风险-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精彩观点：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问题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产业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以及企业债务风险等重要问题急需得到回答。康瑾博士以2007-2011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融资行为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融资层面看，企业负债融资表现出鲜明的短期化特征：企业短期借款增加，长期借款减少；从投资层面看，企业投资行为向长期化转变：企业短期投资减少，长期投资增加；从投融资期限匹配层面看，产业政策冲击促使企业进行“短贷长投”。 此外，他还进行了三重差分检验，结果显示，与政府干预程度较弱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相比，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的“短贷长投”现象更加明显。进一步地，他用利息覆盖率和Z-score等指标对企业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实证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恶化了企业债务风险，这一效应对于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而言尤为显著。

撰稿：汪玲

审订：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