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迅速、大幅地实现能源系统朝着可再生能源方向的转型，但需求和落地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在《国际发展比较研究》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发展融资机构（DFI）如何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

发展融资机构在促进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融资机构是由政府创立且掌舵其使命定位，以积极主动地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机构。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法国开发署合作开发的全球首个发展融资机构数据库，目前全球154个国家共有520多家发展融资机构，总资产累计达23万亿美元。

目前，发展融资机构致力于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单个项目具有银行贷款可行性，以吸引私人资本。这种着眼于项目层面可行性的方法固然有益处，但是仅此远远无法达到能源系统转型所需的资金规模。

第一大制约因素来自能源供应端。如果化石燃料在现有的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扩大清洁能源的规模将遇到来自现有化石燃料利益集团的阻力。而对化石燃料的大量补贴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阻力。此外，现有化石燃料的价格是被歪曲地低估，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将化石燃料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纳入考量。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和缺乏对外部性的纠正机制会给现有的化石燃料相关方赋予巨大的市场力量，这也可能会使得这些部门的公司对清洁能源的进入设置重大障碍。

随着国家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这种既得利益的固化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在更发达的国家，化石燃料在现有的能源供应中往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1和图2显示，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UMICs）和高收入国家（HICs）中，化石燃料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高达80%至90%，而在低收入国家（LICs）则低至2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低收入国家中占了绝大部分，占能源消费总量的近80%，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中占了33%，而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仅占了约10%。

图1. 化石燃料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注：LIC低收入国家

LMIC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UMIC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HIC 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图2. 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注：LIC低收入国家

LMIC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UMIC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HIC 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第二大制约因素是来自能源需求端。如果能源需求量大，各国在不削弱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转向可再生能源系统就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清洁能源的价格往往更高，且供应情况不稳定。尽管近年来太阳能价格迅速下跌，风能成本持续降低，但由于缺乏储存技术，一些国家可能难以管理不稳定的能源供应。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往往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却缺乏资本，因此在轻工制造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累积一定的资本后，这些国家可能会发展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常见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些国家进入更发达的阶段后，能源密集度较低的服务部门将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相当大的份额。换句话说，能源需求的发展可能呈现倒“U”型。

图3显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每1,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要高很多。如果在可见的未来，清洁能源的价格比传统的化石燃料更贵，供应更不稳定，那么发展中国家若要在提高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向清洁能源系统转型，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图3. 每1,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千克石油当量）（2017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

注：HIC 高收入国家

LMIC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UMIC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注：缺少低收入国家的数据。

第三大制约因素是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薄弱将制约其应用，阻碍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作为新生产业，可再生能源业缺乏成熟的信用记录，其信用度存在不确定性。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往往更有条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技术突破，近期欧洲和美国的太阳能发电创新便是例证。这些国家必须克服不确定因素，孵化前沿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因为它们必须依赖借贷从国外进口可再生能源。有证据表明，由于大部分技术从国外进口，因此在建设、运营和维护可再生能源设施所需的必要技能方面存在学习曲线。然而，外国借款往往是以硬通货计价。因此，如果一些国家试图在国内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将面临外汇风险和相关的国际收支问题。

最后一大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便难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相较于大型的化石燃料技术，太阳能和风能的技术规模相对较小。鉴于可再生能源通常是分布式的，很多国可能没有风能和太阳能的配套基础设施，如储存技术、输电线路和并网能力。这一制约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重大影响，差别在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挑战是建设新的配套基础设施；对发达国家来说，其挑战是用新的基础设施取代旧的基础设施。

我们研究发现，发展融资机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上述限制因素：设立使命驱动的愿景；作为诚信的中立者来克服化石燃料既得利益的固化；扩大可再生能源融资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成本的竞争力；孵化可再生能源技术；为购买外国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可负担的长期资本，并为配套的基础设施融资。

首先，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不同，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发展融资机构可以在国家或经济层面为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设立一个使命驱动的愿景。这有助于打破“一切照旧”的惯性思维，加快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

第二，作为诚信的中立者，发展融资机构可以帮助制定公共政策，以克服化石燃料既得利益固化的挑战。作为界于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共金融机构，发展融资机构可以作为诚信的中立者，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公共政策。同时，发展融资机构还可以身先示范，不再为化石燃料提供融资支持，并在考量项目时通过影子定价法计算化石燃料的社会成本，引导其他金融提供商跟上其步伐。

第三，发展融资机构可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竞争力，以确保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不会削弱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总体投资规模至关重要，因为规模经济可以使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与传统化石燃料一样便宜，甚至更有竞争力。

第四，对于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薄弱的这一制约因素，发展融资机构可以提供高风险资本，帮助较发达的国家孵化前沿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融资机构还可以帮助提供以当地货币计价的低成本的长期资金，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如果其国内生产能力薄弱的话）进口可再生能源技术，与此同时不会恶化其国际收支问题。

最后，发展融资机构可以帮助对能源输配电线路以及其它配套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发展融资机构可以提供融资发展输配电线路，建设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工业园区，并支持有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智能电网和储能等配套技术创新。

Transformation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Financing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