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北京大学朗润园，荷花盛放，绿意葱茏，昔日皇家园林已成今日学术重镇。2016年同在此地，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与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张维迎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世纪大辩论”。时隔9年回看这场辩论的结果，林毅夫面带微笑，“我关于产业政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唯一变的是当时国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现在经济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林毅夫告诉记者，“我去年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经济学年会，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学家聚会，会上产业政策从过去被否定被忽视，变成最热门的研究课题，这种变化令人欣喜。因为这些年我国在《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的支持下许多产业从落后变成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于发达国家，他们进行反思，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一些产业上落后了，就是因为没有实行像中国那样的产业政策。”

本报记者 宋宝刚 满达呼 摄

世界银行讨论产业政策曾经是禁区

谈起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林毅夫的思绪一下拉回到2008年他去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世界银行的目标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但是从1945年成立到我上任的60多年里，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8亿贫困人口除外，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还在增加。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为什么它的目标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还不能够取得成功？我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有赖于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从农业向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慢，甚至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至于不少国家长期摆脱不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有先行者，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教育、金融、法律等制度安排的完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需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

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时在世界银行讨论产业政策是一个禁区，因为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绩效却很差，即便在成功的经济体中，包括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也有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被告知“可以支持基础科研，但是不能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林毅夫却从调研中发现两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林毅夫认为，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就什么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也不能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以帮助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如同绝大多数的企业家是失败的，但是不能因为失败概率高，就反对企业家，对产业政策也是同样的道理。做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帮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既然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不可能成功，我们有责任去深入研究其成败的道理，以提高政府使用产业政策时的成功概率。”

我们很幸运较早正确认识产业政策

林毅夫告诉记者，“产业政策”一词由日本通产省创造，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领先世界，人均GDP高于美国。1985年日本和美国签署《广场协议》时，里根总统当政，新自由主义盛行，美国声称“产业政策是错误的”，日本接受了这种观点，放弃了产业政策，结果80年代后，日本没有任何引领世界的新产业出现。“我们比较幸运，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各国发展的经验对产业政策有了正确的认识，正是因为我们实施了很多有效的产业政策，才能解释为何能够有这么快的产业升级，经济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稳定和高速发展。”

当记者询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支持仅能限于基础科研时，林毅夫解释，“这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所处阶段的差异性，认为发达国家做的就是对的，发展中国家仅能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林毅夫进一步解释：“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前沿，他们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明需要有基础科研（R）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D），企业对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能够有一段时间享有很高的垄断利润。但是，基础科研的成果是在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家都可以用，企业没有积极性花钱去做，可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需要政府的支持。”林毅夫强调，“发达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不能对什么基础科研都支持，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支持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起最大作用的相关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发达国家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来帮助某些产业克服其发展的瓶颈其实也是一种产业政策。而且，除了基础科研之外，发达国家对新产品、新技术也常用政府采购和消费者补贴等政策来支持其发展，这也同样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许多产业和发达国家有差距，可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类处于追赶阶段的产业不需自己在基础科研先取得突破，再由企业来开发产品、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产品不能给专利，但是，政府也需要给先行企业家必要的激励，以鼓励他们进入到新的产业，同时，也需要根据所要发展的产业，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解决不了的基础设施、人才教育等瓶颈。近年来，我国在一些产业赶上了发达国家，这些产业需要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和发达国家一样需要在相关的基础科研上给予支持。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这些产业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例如新能源汽车，开始时，这是一个新的有风险的技术路线，为了鼓励企业进入，政府给予一定的生产补贴的激励；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给予消费补贴让消费者愿意购买，以扩大市场需求的规模；此外，电动汽车还需要充电，所以要建充电桩，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属于产业政策该做的事。如果到各个地方去走走，会发现各地都有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理论创新人才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林毅夫才能在一片反对和攻击声中坚守，“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说我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是应当自己了解问题的本质，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林毅夫认为，任何经济体要发展，都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给予企业家足够的激励，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企业家自己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是其中一种工具，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共识。”

林毅夫还告诉记者，世界经济中心应该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应该是引领世界理论新思潮的重要经济学家产生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如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等，因为英国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从那时到现在，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影响，生活于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学家在了解该地的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所以研究中国现象背后的道理所产生的理论有世界性影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才成立。目前教科书上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为暗含的前提，而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条件与此不同。”林毅夫介绍，为此他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根据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自己来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现象。就产业政策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是否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将各地的产业分成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新兴型和战略型，给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政府的责任在于给各类型产业的企业家提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激励，以及帮助企业家克服在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金融、人才教育等软的制度环境完善时的市场失灵，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

林毅夫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授课育才，“我希望能够培养有理论创新能力、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有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人才。我们出台的很多政策，从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是不能理解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能成功一定有道理，我们必须有能力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要解决好实际问题和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还是有理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才能解决好实际的问题，才能把中国经验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讲好，在国际上让大家了解中国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并帮助与我国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我们相同的追求，也就是赶上发达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之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