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8日，北大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中信出版社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2期，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清大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依次进行主题分享，并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主持对话。论坛源于林毅夫教授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杨•什维纳尔共同主编的《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一书中文版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根据对话环节内容整理。
王勇：请问林毅夫老师，拉动经济增长，我们目前该把力量更多地花在投资上还是消费上？
在各种场合，我比较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消费很重要，也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但消费要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前提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要求必须有就业，并且劳动力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怎样才能做到以上两点？只有通过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才能实现，毫无疑问这两者都需要投资。新产业的涌现需要很多新的基础设施，这同样需要投资。近年来数字经济中的互联网和平台经济，都是依赖4G这样的基础设施很快建好，才得迅速发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5G建设也是同样道理。
这些投资能带来就业机会，也能带来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在各种场合，我个人不太赞成把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变成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个观点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我仍坚持这个观点。
然而针对今年的情况，我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状态下，以及防控之后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支持消费。
今年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像2020年一、二季度的情形，在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应该为消费提供支持。在支持方式上，可以发消费券，也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来发现金。
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防控对消费和收入形成比较严重制约的特殊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尤其凸显。有很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由于防控措施限制，完全没有了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但公司还要发工资、付房租，已经走到破产边缘。如果我们现在不支持消费，这些中小微企业就经营不下去。
与此同时，这两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不少家庭储蓄也即将用尽，生活已经濒临困境，甚至已经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了。
因此，短期来看，我认为应该把支持消费提上议事日程。但从中长期看，我还是更偏重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后，消费也会持续增长，才有可持续性。
王勇：请问白重恩老师，在当下这个时代，地方政府正面临新的挑战，该如何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比如GDP这个目标是否需要调整？
我认为仍然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GDP考核，缺少这一考核标准，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一些困难，因为地方政府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比较大。
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有多项考核指标，多目标管理要比单一目标管理更困难。我最担心的是对地方政府求全责备，有些求全责备来自专业部门的，比如我们常对环保部门有些诟病，认为有些时候他们做过头了，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尚可接受，因为事后基本会得到纠正。我担心的是来自权力很大的非专业部门的求全责备，对地方提出一些整改的要求并不总是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致，容易因此导致地方政府不作为，因为做什么都可能错。既然做什么都错，错了以后会受到惩戒，那不如不做。这样的整改要求应该更多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更多地听取专业意见。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反对单纯的“唯GDP论”，但相比之下，求全责备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避免，国家也可能有国家保护主义。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聚焦解决办法。为了消除国家保护主义，不同国家间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在一国范围内，如果我们希望地方官员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地方保护，那就需要由中央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我们现在强调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倘若地方保护受害者的利益遭到打击，他们也应当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在全国制度框架下，这些企业理应有申诉的机会，而且要保证其不会因为申诉而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到。没有中央政府的措施，没有地区间的协调，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防止。
王勇：请问卢锋老师，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与美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和禁令有多大关系？面对美国对中国在地缘、技术甚至人员流动方面的遏制，我们该如何应对？
多年前一次与美方经贸关系内部对话中，我们曾提到这个问题，当时美方某官员或退休官员也承认他们的高科技领域对我国限制和禁令只是战略考虑，或者说是他们觉得不得不这么做。从贸易额来看，这种限制或禁令有影响但不是很大，他们认为即便撤销所有限制和禁令，可能平均下来一年也只有100-200亿出口额。限制不一定能挡住中国在这一块最终起来，但可以起到延缓作用。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中国企业更快就会学会这些先进的技术。我感觉这大体反映了美方纠结心态：试图抑制中国高科技领域追赶，不得不承担这方面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但是又认为这个因素仅对中美双边不平衡产生较小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您说得有道理。从特朗普到拜登，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是美国的基本定位。比如特朗普政府就曾提出要用“全政府方法应对中美关系”，后来通过“301调查”和制裁挑起贸易战。综合来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处心积虑、全面设计了对华政策方针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对华为的打压，甚至是对微信和抖音这样一些中国企业打压，不过其政策发力重点比较聚焦经贸领域。
拜登上台后，我觉得是换汤不换药。强化对我国博弈和竞争的政策立场转变取向没变，但是政策发力侧重点显著调整。拜登上台后，在关税措施和贸易战方面相对收敛，至今没有特别大的新动作。但是提出对华“3C政策”，即“应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比如拜登政府对稀土元素、电动车电池、药品、半导体这四大领域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把华为、中兴国际以及中国航空等59家企业列入了所谓投资的黑名单，规定美国的企业不能参与这些企业的投资，通过这样的方式落实“遏制”“脱钩”战略。
此外，参众两院各自通过所谓“提升竞争力法案”，提出对半导体领域提供500多亿美元产业政策的支持。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也是对华竞争的重要体现。由此不难看出，拜登政府正在逐步落实“小院高墙”的对华战略，以此实现“有限领域的切割”。当然拜登政府也意识到中美不可能全面脱钩，而是聚焦重点领域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超出经贸和科技，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整合盟友方面比特朗普政府更是全面设计和不断有新招。
第一点建议是坚决地反对和抵制脱钩。虽然美国人想这样做，但从基本战略方针上我们该针锋相对。我们在过去也是这样做，并且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成效。
第二点建议是中国自己通过扩大制度性开放和深化改革，激活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活力，这是应对外方遏制政策的重要回应。通过制度性开放，我们在国际上就能争取大多数，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和国际上一心想遏制我国发展的硬核访华理论。比如欧洲，虽然我们跟欧洲也有矛盾，但至少没有老大、老二心结卡在那里。我们与欧洲矛盾有些地方与美国矛盾类似，但更多的是不同，我们要通过制度性开放和深化改革，与欧洲以及其它国际社会成员找到更多的公约数，更多地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来争取主动局面。
在国内，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积极鼓励创新，解决诸如“独角兽企业增量下滑”这样的问题。这也有利于我们应对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制裁，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通过以上措施，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在中长期时间内，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困难实现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目标。
王勇：请问林老师，对于白重恩老师在主题分享中讲到的政府角色与转型，卢锋老师对中美经贸与多维关系的观察与建议，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林毅夫：我非常支持白重恩老师所认同的地方政府的作用。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要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会失灵，特别是我国这样正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在采取双轨制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由政府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市场失灵。有些市场失灵，特别是由制度障碍造成的市场失灵，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状况下，该如何让经济有效运转？一些地方政府“特事特办”“一事一议”，我认为这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因此市场有效应当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就是为了让市场有效。不过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把建设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作为改革深化的一个目标。我认为白重恩老师的观点是把经济学中提到的有为政府高度理论化，我非常赞同。
对卢老师的发言，我也收获很多。他观察到中国新增的独角兽企业这几年急剧下降。独角兽企业是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中换道超车产业的实现形态。换道超车型产业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在这种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际上我们更有优势。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既有人才方面的优势，也有国内市场的优势，按照现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在传统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需要的通信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方面，我国发展条件比许多国家都好得多。此外，我们也有硬件优势。这几方面的优势在2018年之前表现得非常好，因此那时候中国每年新增的独角兽企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美国。
然而自2019年起，我国独角兽企业出现新增数量不断下滑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独角兽企业本是新技术革命赋予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前几波工业革命的机遇我们没有抓住，现在有这样一个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有能力、条件和实力抓住它，如果再让这一机遇从我们手中丧失，这将不利于民族的复兴，这一点必须高度重视。
最近全国政协召开了旨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双周论坛，刘鹤副总理也到场发言，会上形成的关于数字经济的共识非常鼓舞人心。刘鹤副总理表示，要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支持相关企业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本来发展数字经济，我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得到落实。
要发展新经济当然离不开创新，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传统经济。因为现在我国85%的制造业还属于传统经济，相关企业雇佣工人，创造GDP。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就业、GDP还是税收看，传统经济的规模还是比新经济的规模大。在传统产业上面，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最明显的就是在今年法兰克福工业展上，在27个展厅里都有中国的展品，不管是在机器人还是像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传统产业，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
在我看来，创新不只是从无到有的发明创造，引进、消化、吸收也是创新。我国的产业和发达国家有差距，表明我国较落后，但也表现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我国拥有后来者优势。如果我们对这一优势不加利用，就是白白浪费。后来者优势的创新涉及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我们应该对创新有清晰、全面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新经济领域，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兼具市场、硬件和人才方面的优势，这点优势要用好。在传统经济领域，我们有后来者优势，这方面还是我国就业、税收和GDP的大头，同样要用好。
王勇：白重恩老师，您能否对林毅夫老师和卢锋老师的观点做一下评论？
白重恩：我支持林老师所讲的内容。林老师提到，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我国有潜力实现比较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当下面临的三重压力里，预期转弱是一个根本性压力。要缓解这个压力，我们要通过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手段，实现一定速度的增长。
在此，我还想进一步强调，改善预期包含多方面内容，比如今年的投资增速确实比去年快，但有一个指标不尽如人意，即民间投资增速和国企投资增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差距在去年略微缩小，但在今年第一季度再次拉大。在我看来，若想实现比较快速的增长，给人们带来信心，除了国企的投资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外，还是要动员所有的企业来进行高效投资。投资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它能带来技术进步。高效的投资能带来技术进步，进而带来持续的增长。如果想要投资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鼓励全社会的各种企业去做更高效的投资。
在今年一季度，为什么民间投资增速与国企投资增速的差距再度拉大？这可能与预期有关。如何扭转转弱的预期，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卢老师所讲的内容，我也基本同意，在此想稍微做一点修正。刚刚卢老师提到在光能和风能发电方面，中国增长得比美国快，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快，用电量自然也增长快；如果我们看光电和风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中国实际上比美国低。尽管我国光电企业、光伏电池都发展得很好，但光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只有3%，风电占比约为6%左右，两者相加不超过10%，这是2020年的数字。欧洲这一比例很高，像德国在2020的比例已经高达28%。美国不及欧洲的水平，但光电和风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在2020年也达到11.2%。
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光电和风电发电量大，但这主要源于中国用电总量特别大。如果从比例的角度看，中国和欧美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这里也呼应了林老师讲到的投资很重要这一提法。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数字经济领域有一些很有创新性的企业，它们有潜力能做很多创新，但正如卢锋老师所说，近些年我们独角兽企业的新增量逐渐减少。
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蕴藏着许多创新需求，许多企业潜力巨大。推进双碳和发展传统能源行业很不一样。比如煤这样的传统能源行业，尽管采煤、用煤和发电的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模式相对单一。在双碳领域，比如光电和风电怎样更高效率地消纳？如何调峰？怎样储能？哪种电池更好？怎样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降低二氧化碳释放量，甚至是把它捕捉到某个地方去？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该如何使用？这里面需要创新的领域非常多，极其复杂，在我看来，单靠国家规划很难完全解决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但双碳政策中市场的力量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碳排放权的交易是一种市场手段，但目前碳排放权的交易跟电力市场基本上是两张“皮”。尽管我们是从电力市场开始发力，把碳排放权免费交给电力企业，但电力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不难看出，目前的市场机制没有把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很好地调动起来。除了数字经济，双碳行业同样具有产生大量独角兽企业的潜力，但市场的力量尚未发挥起来，这潜力也没能释放出来。
王勇：请问卢老师，您对林老师和白老师的发言，有没有评论？
卢锋：白老师刚才对我讲到风光发电的补充，我认为非常好。在我看来，虽然中国只是风电和广电的发电总量超过了美国，但是人均量和占初级能源消费比重可能仍显著低于美欧。谢谢白老师指出这一点，我回头去补充这方面资料。
白老师关于地方政府特事特办与角色动态调整的发言让我联想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政府分为好几级，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地方政府。比如省一级的政府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国的规模，沿海地区市一级的政府，甚至于一个县级市都是很大的经济体量。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容易导致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这在很多文献中有大量的讨论，从根本上说这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有关，也有市场期有关。我们讲市场预期，对应的都是市场主体，地方政府作为处于中间的政府层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但它既有和中央保持一致，进行市场调控的角色，又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像市场主体一样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既必须有“标准动作”，又可以有“自选动作”，这两者之间怎么侧重？怎么平衡？不同的地方政府差别很大。总体上，还是应该尽量纳入法制化的框架，无论是对企业还是老百姓，都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预期参照。
对于林毅夫老师讲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中美未来经济增速与规模动态对比，我也很认同。中国经济依然很有潜力，现在有一些增长明显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甚至会受到一些政策因素的制约。美国去年虽然增长强劲，但是过度透支使用了宏观政策工具，所以目前处于严重通胀困难局面并面临未来通缩风险。我国如果能通过短期和长期政策配合，持续较快追赶确实有机会达到林老师提出的临界目标。
王勇：今天与三位老师的交流让我收获很多。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在同时经历四重结构性过程。一是产业升级，即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以及各个产业内部向更高附加值与更绿色可持续方向的升级过程；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三是开放过程，涉及到货物和服务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流动；四是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的崛起过程。而且中国是大国，是二战结束以来，唯一一个GDP总量（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美国75%的国家，已经几乎是第三名日本的3倍。上世纪90年代，当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的GDP曾达到美国GDP的72%。中国作为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所受到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在考虑新经济、平台经济、以及地方政府的作用时，也会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今天各位老师的发言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当下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结构性过程，理解中国经济的特点，都非常有帮助。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