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近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在过去的论坛上，中国宣布了大规模的发展融资计划。但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向非洲再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并向非洲提供更多民营投资。这只是疫情之后发展前景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迹象。

 

新冠疫情危机迫使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发展领域的专家重新组织和反思他们的做法。不断出现的新变异毒株以及气候变化日益明显的后果都在提醒我们人类对大自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而且旅行限制和贸易中断也凸显了全球相互依赖的风险。

 

因此，这让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第一个重要教训：想要取得发展，首先得从“自己现在所有”开始。各国不应依赖跨境资金流动，而是必须认识并积累自己的财富——也就是本国境内的各类资产和禀赋。

 

在过去，财富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首先，正如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抱怨的那样，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发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债务，没有充分考虑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情况。像GDP这样的流量数字吸引了比资产存量和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多得多的关注。

 

这反映了短期思维所占的重要地位。GDP反映了某个国家一年货币收入或产出的多少，财富则包含了国家底层的资产的价值，这包括构成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基础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过去产出积累而来的资本。因此，财富核算为一个国家长期保持和增加收入水平的前景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然而，目前我们缺乏关于公共部门资产和净资产价值的数据资料。世界银行《2021年国家财富变化》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当今决策者的宝贵资源。

 

目前全球供应链中断显然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疫情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继续受到缺乏必要资源的打击（如缺乏医护人员和医院病床、呼吸机等资源）。一些低收入国家无法提供干净的水、电力和卫生设施，而这一直是制约他们经济的“卡脖子”问题。

 

经过70年的发展援助与合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仍然身陷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陷阱，没有足够的能力满足其公民的基本需求？我想这既要归咎于市场的失败，也要归咎于政府的失败——尤其是这些失败根源于长期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

 

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国际援助尚未充分解决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非洲国家经常欢迎中国的投资。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纪念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本世纪的头20年，中国在非洲资助、建设和完成了数千个硬、软基础设施项目。这包括超过6000公里(3728英里)的铁路和里程大致相同的公路。中国还建设了近20个港口、80多个大型发电厂、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场馆和170所学校。

 

这对支持非洲的结构转型大有帮助。据我们的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非洲国家资助并已经完成的项目中有75-78%的项目解决了五大瓶颈问题之一。换句话说，中国援建非洲十分之七的完工项目满足了非洲人民的基本需求，缓解了发展瓶颈。此外，多达18个非洲国家的制造业自2011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有22%已完成的硬基础设施项目和26%的软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项目瞄准定位不准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需求驱动型”项目，并非“因需而建”。这可能会让这些项目成为“中看不中用”的“大白象”工程。此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研究揭示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担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国别研究。

 

好消息是，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根据威廉玛丽学院提供的中国最新的援助数据（ChinaAiddata.org），60%以上的中国投资项目属于绿色领域。另一方面，自2017年以来，中国两家大型政策性银行已大幅减少了海外贷款，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空间来改善项目的瞄准定位问题。

 

中非合作论坛是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地方，更广泛地说，是改进中非合作、反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的好地方。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致力于确保援助或发展合作要以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每个国家的最紧迫的需求。

 

南南合作将贸易、援助和投资相结合，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助于确保平等伙伴之间的激励相容，互利共赢，这或许是我们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条路。所有中国资助的项目都必须达到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首要要求。支持医疗保健、教育和治理的软基础设施项目则应该是重中之重。

 

更广泛地说，中国必须提高其对外援助和合作项目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最终，这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对外援助法，重点是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

 

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包括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以实现混合融资。考虑到所需投资的长期性，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接受“耐心资本”的概念。

 

后疫情时代的议程很明确：各国必须把发展建立在自己所拥有的禀赋上并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有了正确的政策和融资方法，各国就可以调动所需资源，开辟一条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Justin Yifu Lin, 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at the World Bank, is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Yan Wang, a former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World Bank, i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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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