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引领新工业革命

林毅夫教授认为，引领新工业革命是我国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引领新工业革命上，我国不仅有物质条件，而且有比较优势，并且，比现在作为最大最强经济体的美国更有比较优势。

而要把我国引领新工业革命的现实性变为可能性，“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都必须要用。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我国还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一是要理直气壮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工业革命。一个国家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上不管是处于追赶阶段，还是处于引领阶段，都需要有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来为创新型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当然，处于追赶阶段和处于引领阶段，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政府要因势利导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在当前新工业革命已现端倪的形势下，我国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理直气壮地采用产业政策，发挥我国在新工业革命上的比较优势来引领新工业革命。

二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我国来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法宝，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是重要法宝。在美国以封锁作为手段来打压中国甚至其他国家以保持其霸权地位时，我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让其他国家分享我国技术创新、经济快速发展和巨大市场的好处，这样美国想以围堵来压制我国实现新产业革命的企图也就不会实现。

工业革命的自然法则就是对新技术的适应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研究员以“工业革命的触发机制”为题，探讨了工业革命中的自然法则和大国崛起背后的逻辑。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大浪潮之中，可能实现从落后到追赶并超越，同时也可能从领跑到掉队、从领跑到持续领跑，等等。这些事实背后其实是有大逻辑的，即“工业革命的自然法则”。

接下来，他从分析工业革命的本质入手，探讨了工业革命的自然法则。他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新技术对旧技术持续广泛的替代过程。而工业革命的自然法则就是“对新技术的适应性”。如同生物界自然选择的法则是适者生存一样，在工业革命的赛道上，经济竞争的诀窍在于适应新技术，其自然法则是拥抱革新国家，摒弃守旧国家。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新技术适应性的三角框架”，即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新技术的适应性：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信念。

在发言的最后，他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供大家继续讨论：新一轮工业革命究竟到了什么阶段？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推动新工业革命更有利？中国推动新工业革命的关键障碍是什么？如何最小化新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等等。

中国产业升级的独特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博士以“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的独特挑战和历史机遇”为题，探讨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其他国家在路径上的差别。

产业升级更多地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三次产业的升级和制造业内部的升级。而关于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从各国经验来看，普遍都存在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然后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中国的产业升级会不会延续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会不会有自己独特的路径？

许召元博士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会有所差异，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一是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巨大，而全球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总的需求空间增长有限，如果我国短期内过度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上，会面临和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激烈竞争的困难。二是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劳动力基数大，如果对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采取有效的支持措施，这些产业较快地失去竞争力，甚至大量地向其他国家转移，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就业难题。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特别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要充分利用新工业革命机遇，着力促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强化技术创新，持续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和国际竞争力。

“僵尸企业”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处置？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聂辉华教授同时关注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低生产率行业和企业的退出问题，即“僵尸企业”问题（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不盈利，资产负债率很高，但还能够不断借债存活的企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可以看到，转型升级过程里会有大量的“僵尸企业”无法退出市场。而且“僵尸企业”不只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国很多“僵尸企业”其实是私有企业，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陈斌开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作出了解读。他认为，“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不仅包含社会性负担，也包括战略性负担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因此，从政策性负担入手，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主体，才是最主要的任务。

聂辉华教授赞同“僵尸企业”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研究和处置“僵尸企业”提出了进一步看法：首先，识别“僵尸企业”不能采取事后标准，而应采取事前标准。其次，要高度关注中小民营企业的“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可能不是因为战略性负担或者政策性负担，而很可能是因为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采取了互联互保的方式，因此一旦一家企业发生问题，就会产生传染效应。最后，除了“僵尸企业”的原因和影响，建议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和总结处置“僵尸企业”的有效策略。

中国产业政策模式的特色及挑战

来自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产业政策专家瞿宛文教授通过比较东亚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指出了中国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所面临的挑战。

她指出：东亚的产业政策模式是两层级，由中央政府直接面对产业和企业。两层级的产业政策模式的优点在于：具有双向沟通管道，可以有比较充分的信息，从而可以提高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施性；同时，比较容易设定标准，容易监督，施行奖励和惩罚，从而容易培养有力的企业。相比之下，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是多层级，加入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工，由中央定政策，地方来施行。在分工的框架下，中央可能会缺乏足够的关于产业和企业的信息；同时，容易缺乏绩效标准，易赏难罚，因而难以约束和培育有力的企业。另外，在分工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有重复投资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中国要想进行产业升级，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模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改变或修正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如何在保持动能的情况下修改绩效标准，如何减少重复投资，如何培育有力的企业，都是很大的挑战。另外，产业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育有竞争力的、能长期累积核心能力的企业。如何在产业政策的机制中融入这样的目标，也将是很大的挑战。

理解中国未来的逻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跳出产业升级问题本身，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角，分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逻辑。

他认为，讨论中美关系必须有大的历史角度。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核心手段是技术封锁和经济脱钩。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工，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本应该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但是美国并没有对中国出口。因此，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本质是美国为了维护其技术优势而牺牲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分工的经济利益。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创新能力是绕不开的一条路。

如何在大国竞争下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

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鞠建东教授通过回顾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分析了如何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

鞠教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开放经济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追赶大国能够赶超领先的大国？接下来回顾了美日竞争对日本企业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美国要求日本政府不能对于日本企业的高科技研发进行补贴，并对日本的高科技企业采取了“长臂管辖”的方法进行打压。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的市场必须是开放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该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手上，日本只是美国一些大公司的应用市场。在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这样，在未来中国企业可能会面临与当年的日本企业类似的状态：当企业的技术能够挑战美国的时候，企业会主动地“绕开走”。如果我国政府不在产业政策上支持这些高科技企业，不能保护这些高科技企业，那我们很可能会落到和美日贸易争端时一样的境地。

因此，鞠教授认为，在大国竞争的情形下，如何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实现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

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以支持产业升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从金融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独特视角，分析了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持创新、支持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黄益平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全部放开，但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还比较严重。虽然在这四十年中，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是有效的，过去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支持增长，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其有效性在逐步下降。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过去更多地是粗放式的增长，而将来越来越多地需要创新。而为了支持创新，我国的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黄益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避免以政府信用替代企业信用所带来的资产价格扭曲。二是要改变金融结构。发展资本市场绝不仅仅是规模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也要充分发挥传统的金融机构、间接融资部门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蔡跃洲研究员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将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或者目标。

蔡跃洲认为，数字化转型本身会是先易后难的推进过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是出现在消费或者服务领域。接下来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应该转向制造业领域，从而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相关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比较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政府主导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上重点发力，为我国加深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消费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从数据要素来看，我国庞大的网民优势在社交、消费场景已经转化为数据要素的禀赋优势，从而能够为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宏观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我国推动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一些技术瓶颈和薄弱环节，需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科研投入和攻关力度，同时配合以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加以突破。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产业升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做总结发言，对《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书名中的三个关键词——“工业革命”“产业升级”“中国”做了精彩的诠释。

他提到，对于工业革命如何产生以及工业革命如何向世界各国的普及，大家其实还没有足够的理解。现在又出现了新工业革命，很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这些新特点，需要做很多研究。

而关于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比较注重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中的禀赋有三类：要素禀赋、自然禀赋、制度禀赋。这三种不同的禀赋结构都可能会影响产业升级的方向、条件以及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方面需要“有效市场”去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为政府”去因势利导，降低交易费用。

最后，王勇指出，中国是同时经历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一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过程；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三是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四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