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四个维度”、“三难挑战”、“两个创新”和“一个突破口”

 

翟永平

塔什干，2019年10月14日

 

背景：

2019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银行（Aloqabank）于乌兹首都塔什干共同主办“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高级别政策研讨会。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总监翟永平博士受邀出席研讨会，并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四三二一’”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下文为翟博士发言实录整理稿。

 

 

 

尊敬的林老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这里，感谢林毅夫教授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邀请和信任，能与大家一起就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每次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了些许直观的了解和感受。乌兹别克斯坦是亚行的成员国，我在审阅乌兹别克斯坦与亚行伙伴关系战略文件及各种贷款项目评估文件的过程中，对于乌兹的国情也有了更深层的体会。

 

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基于我在亚洲和非洲两个开发银行从事发展援助30年的经验，以及个人作为能源领域专业人员的背景，和大家分享我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一些粗浅想法，可以用“四三二一”来概括：把握社会进步“四个维度”、应对能源领域“三难挑战”、运用“两个创新手段”、找准“一个突破口”。

 

 

我先从“四个维度”说起。

 

我在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工作30年，前10年在非洲，后20年在亚洲，预计未来10年理所当然仍会在发展中国家第一线工作，那么这就是前后40年。在这40年里，我亲身体验了开发银行所最关注的社会发展进步的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

 

90年代我在非洲开发银行工作，记得那时的非洲开发银行行长Omar Kabbaj说，非洲若要摆脱贫穷、真正发展起来，需像东亚国家那样达到每年不低于7%的经济增长率。而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就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要想富，先修路”。我是能源专业背景，所以我自己加上一句，“要发展，快通电”。因此，那些年在能源领域的贷款主要是大型发电厂、高压输电线项目，重点解决缺电问题。而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主导，也需要更多私人资本以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介入。虽然BOT的资本来自私人投资者，但是政府往往有各种担保条款（比如电力部门的照付不议，take or pay），成为政府的隐形债务（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y）。开发银行评估此类项目的重要标准即是否属于成本最低选项（least cost option），对于经济增长率有多大的贡献。在这个阶段，开发银行以经济发展为纲，期待纲举目张。

 

第二个维度：扶贫减贫，包容性发展

 

进入2000年代的第一个10年，我从非洲来到亚洲开发银行，发现亚洲作为非洲人心目中的发展典范地区也有自己的难题，而且是很大的难题。时处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马尼拉城区充斥着烂尾楼，农村的贫困更是触目惊心。当时大家意识到，单纯的经济高速发展不能解决贫富不均等问题，有些地方贫富差距甚至愈发加大。

 

亚洲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伴随着许多亚洲经济体的不平等加剧。亚洲出现了“双高”：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水平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贫富不均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就此提出了“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目标是让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在这一阶段，扶贫减贫是开发银行的重中之重（overarching goal）。所谓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维度依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一阶段做贷款项目，我们的项目经理不仅要证明项目在经济上是合理可行的，且要说明有多少弱势群体获益，并要证明弱势群体获益的比例超过其他群体（pro-poor）。

 

 

第三个维度：环境可持续发展，包括污染治理、温室气体减排（mitigation）

 

2010年起，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包括空气、水、土壤的区域性污染问题，也包含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亚洲城市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其中北京、德里、雅加达的污染众所周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如乌兰巴托、加德满都、达卡污染程度也很严重。同时，亚洲的碳排放增速也是最快的，在全球占比超过一半，以至于在气候变化圈我们有一个说法：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取决于亚洲——成也亚洲，败也亚洲。所以在这个阶段开发银行进行项目评估的一大指标就是减排措施和减排量。与此同时，还引入了“影子碳价”的概念，即在项目经济评价中对于碳排放按照36美元/吨计价，这样任何高碳强度的项目都会被淘汰，投资方向从而偏向于清洁、低碳。

 

第四个维度：气候韧性（resilience）

 

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承诺减排措施，控制地表温度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不超过2摄氏度，争取不超过1.5摄氏度。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全球变暖已是既成事实，即使各国完成各自的减排承诺，全球温升也将在3摄氏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未来10年里，国际社会在力求减缓温升的同时，应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让我们的城市、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具备气候韧性，适应全球变暖的现实。在亚洲开发银行，适应气候变化已纳入贷款项目的设计考量之中，该领域的投资将逐步增大。在未来10年，亚行预计投入气候资金800亿美元，其中30%将投入气候变化适应领域。

 

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放缓、较高的通货膨胀、国企（特别是能源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扩大的贫富不均等现象。解决四个维度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有新思维、新的经济理论指导。以我在开发银行30年工作的切身体会，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解读和解决上述四个发展维度问题上未免捉襟见肘，基本上是用打补丁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在2018年12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我在闭幕致辞时提到，特别高兴看到林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发展经济学的新一波思潮，为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对话提供了新的依据，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的新的理论选项。我关注到上周在北大召开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林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做了精彩阐述，在气候变化圈影响很大。我个人很愿意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方面做一点探索，有机会的话，希望建立一个新结构经济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现在回归我的本行，经济发展的四个维度，在能源领域体现为“三难”，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四三二一”的“三”——如何应对能源领域的三难挑战。

 

什么是能源领域的三难挑战？

 

中国有句老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古代中国平民百姓每天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已成为中国的谚语。“柴”就是能源，有能源才能把生米变为熟饭；而能源本身就是工业的食粮。从消费者（居民、企业）的角度来看，能源要“用的上、用的起、用着干净”，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security，affordability，sustainability”，即能源安全、经济、可持续。这三难挑战过去一直是取舍、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保证能源安全就不便宜，如果要便宜就不清洁，等等。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大约85%以上电力都来自天然气，其余是水电。天然气电厂大都是40-50年的老旧电厂，平均发电效率在35%左右；而变电站输变电线路设施也在30年以上，能量损失在30%以上。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结构以天然气为主，虽然空气污染不是很严重，但是人均碳排放达7.5吨，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电力供应不稳定，尤其是负荷高峰的冬季、农村边远地区，每天都可能停电几个小时。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电价相对便宜，每千瓦时在3-4美分左右。按照传统的思路，三难问题不可以同时解决，所以要取舍，要保证供电稳定就需要投资，而投资就要涨电价。

 

 

但是，有没有新的思维，让能源三难问题得以同时解决，能源供应充足，价格较低廉，同时环境可持续？

 

从我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解决三难问题需运用两个创新手段。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四三二一”的“二”：两个创新。

 

第一是技术创新。林老师在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中说，化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不在于放缓经济发展，而在于能源技术的突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能源领域也日新月异，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概括来说，在发电侧，新建的太阳能、风能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已经低于传统化石能源（上周迪拜太阳能光伏报价1.7美分/千瓦时创历史新低）；输配电环节，智能电网和储能、高效输电线大大提高效率和吸纳可再生电源的能力；在需求侧，高效节能电器、建筑节能技术和材料，分布式的光伏加储能使得消费者（consumer）成为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

 

第二是金融工具创新。银行喜欢给大企业、大项目贷款。但是在创新科技中，中小企业、创业者的比例越来越大，金融如何为创新科技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也需要金融机构自身的创新。在这方面，开发银行需要发挥引领作用，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探索，正在酝酿推出风险投资基金。我们还推出创新挑战，为初创技术提供赠款支持。

 

总之，我们要以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为中小民营企业赋能，为实体经济发展助力！

 

上面讲了“四三二”，那么最后的“一”是一个突破口：工业园区建设。园区可以营造小气候，试验所有上述“四三二”的元素。具体到能源领域，我们正在推动绿色园区，把微电网、储能、区块链、节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园区，通过能源创新技术入驻园区，为园区提供稳定能源供应，吸引其他领域的更多投资。

 

我在此邀请乌兹别克斯坦负责园区工作的领导和专家去国际先进的园区参观，建立友好园区的合作关系，亚行愿意提供支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好的鞋子是不行的。这次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智库团队关于制鞋业的政策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我期待北大新结构团队的项目成功，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翟永平简历：

 

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1983年本科毕业后赴法国格勒布诺布尔能源经济与政策研究所学习，1989年获得能源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1993年在曼谷亚洲理工学院能源技术系担任助理教授。1993年-2000年在非洲开发银行担任高级能源经济专家。2000年至今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现任亚行能源部门总监。兼任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并多次参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与智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