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财政部国合司一行30多人赴北京大学进行交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助理教授、办公室主任陈曦研究员率队接待。双方参观了北大校史馆及“五四爱国运动100周年纪念展”，并在朗润园万众楼就如何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经济治理举行了座谈交流。

 

 

财政部国合司张文才司长首先介绍了国合司主要职能及近期重点工作，指出国合司主要负责多边及双边国际组织、援助机构、国际金融机构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实现由借款国、受援国向援助国的转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合司工作重点在于促进及支持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推动高质量高标准的“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徐佳君常务副院长，介绍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发展愿景、组织架构、职能与重点工作，指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宗旨是立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原创性贡献，希望在未来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时，我们不仅有瞩目的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理论原创、经济学大师辈出的重镇。同时，源于发展中国家经验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更加有借鉴意义，新结构院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体，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为两翼，知成一体，希望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孜孜不倦。

 

其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研究员、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助理教授分别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发展、开发性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和政策含义。

 

 

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研究员介绍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仅从购买力平价，从汇率上看也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也同时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后有追兵，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在减少，二是前有堵截，实现达到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面临许多挑战。克服这两个难题，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是一个关键。在这过程中，需要清楚“如何同时实现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而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我国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转型，推进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智库部的调研发现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可以同时实现的；此外，中国向高收入转型也是发达国家的机会，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购买大量的先进设备、制成品和技术。当面我国面临的最核心瓶颈集中在新材料和高端装备领域，政府引导基金在传统制造业向高精尖制造业的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企业发展部主任刘长征博士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在企业发展转型中的应用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实行渐进式双轨制，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发展，乡镇企业“三来一补”解决生活必需品的要求，重工业发展解决了住行的需求，到2000年开始进入新材料和高端制造发展阶段，我国如何从工业大国成为工业强国，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其转型是关键。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自生能力”和对应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企业发展部旨在用新结构经济学企业理论帮助企业正确看待自身及其发展路径，在富裕资本的条件下，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发展及提高国际竞争力。刘博士进而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五大产业类型划分，并详细介绍了领先型产业、追赶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以及国家战略型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战略的方向。

 

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助理教授指出多边发展机构是发展理念的引导者、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者，西方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来传播其主流国际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发展政策及规则标准。但多边发展机构对发展理念的探讨倾向囿于意识形态限制，对产业园区、产业政策、发展金融等概念抱有抵制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利用多边发展银行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是中国参与并影响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金融与发展”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在开发性金融研究方面，我们认为首先要对基本概念、规则标准有清晰的定义。比如在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常谈到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债务可持续，关键是这些标准如何定义。每一套规则背后都有对应的理念，但是不分发展阶段的规则标准，反映的是背后僵硬的发展理念。发展银行是经济结构转型政策的推动者，需要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科学提出制度设计助其发挥更大的潜力。新结构院希望超越意识形态，从why questions到how questions，切实提出有建设性的、能够实现“知成一体”的政策建议。我们的国际智库正在通过联合国种子基金，建立园区一手案例数据，建立跨国可比的园区数据库；我们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对规则标准提出建议。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最后就如何参与国际发展，传播中国经验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思路决定出路，好的发展政策和实践背后一定要有正确的发展理念。二战后国际上的发展援助资金规模很大，有三万亿美元，但真正成功的国家很少，并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国家通过多边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有好的愿望和出发点却不成功，原因是其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学习发达国家，缺什么补什么。但是实际成功的亚洲四小龙、中国、越南等13个经济体都是先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这些发展经验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现他们的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思路正确，加上一点援助，才能产生巨大的效果。

 

第二、中国的思路与发达国家的思路不同，只有用成功的事实才能具有说服力。让发展中国家自发接受我们的发展理念，最好的方式是创造快速成功的典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就业、出口、外汇。中国的成功经验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出口产品，带动国内就业和创汇。优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整个发展中国家思路的改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有特色的成功案例，也有助于让他们自发接受正确的发展思路，增加对中国的认同。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有一套自主创新、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做支撑，来解释不同发展道路的成败经验，才能更具信服力。如果我们依旧采用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很难系统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成功经验。

 

随后，与会双方对未来如何增强合作，实现引导多边组织，推动多边舞台的改革创新，实现多边的减贫等具体议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达成多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