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CNSE学术访问团到云财交流
2017年10月14-19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访问团一行共十人在学术副主任王勇教授的带领下到云南财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且与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一起举办首届“云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研讨会上，两个学术团队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报告并且讨论了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12篇学术论文，讨论气氛活跃，与会人员发言积极踊跃，为相关研究的改进和拓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届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全体与会成员）
一、学术报告
王勇：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与林毅夫合作）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基于跨国数据的四个特征事实，构造了一个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刻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制造业内部从低端向高端的产业升级过程。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低收入阶段，低端制造业生产主导，而它并不需要特别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对于消费性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的需求提高，这两者都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如果由于存在进入壁垒而不够发达，那么在低收入阶段将不会妨碍经济增长，但在中等收入阶段将会对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产生遏制性的瓶颈作用，从而使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模型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不同部门之间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关系产生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多重均衡，有时会过早地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时则过晚。所以需要政府解决协调失灵，同时又将不同部门之间的外部性影响做内生纠正，以保证有效率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此外，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制造业可贸易的，而服务业不可贸易，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衡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业内生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单调的。这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强调了经济结构的内生性与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并且主张要适时适度降低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以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龚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结构演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
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论文讨论了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结构（如资源禀赋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的演变，从而区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构建宏观动态模型，论文发现，当经济社会走出贫困陷阱后，其经济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转化；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常态下经济属于需求决定型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来实现由投资高涨所拉动的经济的高增长。第二阶段为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逐渐向知识密集转化；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常态下经济属供给决定型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已不可能通过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增长率回归自然增长率。两阶段之间则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论文同时讨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即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现实，论文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度的关键时候，而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
魏熙晔：收入分配、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 （与龚刚合作）
（魏熙晔：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基于消费升级的视角，构建数理模型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均衡的存在性，并刻画了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本文利用123个国家198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给出了经验证据，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一致。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和产业升级的“涓滴效应”传导机制被阻隔，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甚至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特征，低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存在最优水平，而高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则阻碍经济增长；（3）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服务业增长率均与基尼系数呈显著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基尼系数。中国收入分配呈现倒U型趋势，缩小收入差距，以中产阶级消费的崛起，来促进产业升级，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高阳：理解经济周期：基于稳定机制与非稳定机制的视角 （与龚刚合作）
（高阳：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讲师）
本文将从稳定和非稳定机制的视角来讨论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现象。在我们承认价格调整这一稳定机制存在的同时，经济运行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机制导致其不稳定？早在1939年，哈罗德就已经通过刀刃问题揭示了非稳定机制的存在——企业的投资行为。为此，本文构建了以价格和投资为核心变量的宏观动态模型。我们发现，稳定机制（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的相互作用使经济产生了波动。然而，由于价格调整具有粘性，这一稳定机制可能并不足以使得经济稳定。这时，另外一种稳定机制——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的引入就势在必行。
马丽：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型 （与龚刚合作）
（马丽：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讲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出口导向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模式。在一个需求决定型的经济社会中，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无疑会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中国将逐步转向供给决定型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过去出口为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战略是否仍适用？是否与我国现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如果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不再适用于新常态，那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对外贸易战略将如何转型？为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建立新古典框架下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和开放经济两阶段模型，研究发现在需求决定型经济下，如果允许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出口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供给决定型经济下，出口和贸易顺差将抑制经济增长，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因缓解资源的紧缺而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我们提出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逐步转向进口导向，即追求贸易平衡甚或贸易逆差。然而，长期的贸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续，除非用人民币购买进口。于是，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要求中国对外货币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
杨子荣：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竞争程度与最优金融结构——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
（杨子荣：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博士后）
摘要：本文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盈利能力的分布如何决定企业最优融资方式的选择，以及金融竞争程度对最优金融结构边界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一国经济发展处于初步阶段时，企业规模通常较小，小银行和关系型贷款是有效的融资渠道与方式；当一国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时，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本市场和大中型银行是最优的融资渠道，即最优的金融结构取决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下的企业盈利能力的分布。此外，本文还发现，虽然金融结构内生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也会影响最优金融结构的边界迁移。
惠利：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环境绩效
（惠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智库博士后）
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恶化带来的问题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奥运蓝”、“APEC蓝”、“阅兵蓝”、“两会蓝”等临时管制性措施短期内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但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往往以更严重的报复性污染为代价。研究是否存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在什么阶段推行、如何推行，以及当前战略效果如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尝试开展以下研究工作：一是纳入环境污染物这种非合意产出，构建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区域环境绩效进行评估；二是探讨清洁型发展战略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及其效果；三是考虑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特征，采用门槛回归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清洁型发展战略对不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环境保护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适合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发展战略，但清洁型发展战略必须与经济体发展阶段及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结合。
汤学敏：禀赋结构、技能溢价与产业升级 （与王勇合作）
（汤学敏：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博士后）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强调不同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当资本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降低，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所发展。本文基于两类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典型现象，在新结构经济学模型中考虑劳动者的技能特征。不同产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与资本的密集度不同，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相对变化，在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下，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对产业结构及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机制，从而解释技能劳动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变化趋势。
任晓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后发国家的研究框架 （与潘士远蒋海威史晋川合作）
（任晓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二者对一个后发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值模拟来分析以中国为例的后发国家不同科技政策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模拟结果显示，增加基础研究支出、提高基础研究生产力、促进世界前沿研究对本国（地区）研究溢出的政策不但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加其人均产出。
沈仲凯：要素禀赋、收入分配与产业升级（与王勇合作）
（沈仲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通过将收入结构作为另一维度的“结构”引入新结构经济学，基于个体拥有资本份额的不平等（满足Pareto分布）及非位似偏好，以此作为需求侧的影响，结合禀赋结构在供给侧的影响，考察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其中，产业升级指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我们发现给定收入分布，只有当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达到一定程度，产业升级才有可能发生；而给定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程度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过度的平等分散了收入总收入，使得每个家户的购买力下降，导致产业升级程度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过度的不平等则会使得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消费主体购买力下降，潜在产业升级的产业需求不足，进而阻碍产业升级。
郭巍：基础设施与非均衡增长
（郭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摘要：大量的实证文献表明，基础设施对于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影响，反映出基础设施对于结构转型的潜在作用，而已有的理论文献对此鲜有讨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理论缺陷。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多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对不同产业的生产力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积累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力。接下来，本文通过数值计算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美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表现。最后，本文计算了美国的最优税率，并与真实税率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政府在前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期逐渐降低干预程度，可以有效提高经济增速并促进结构转型。
卢智坤：随机增长与产业升级 （与王勇合作）
（卢智坤：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在现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通过引入了随机因素，考察产业升级的过程如何受到随机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主要贡献。数值结果表明，给定要素禀赋，由于风险厌恶，在产业升级伴随着更大的产业风险的情况下，经济人将会更倾向于选择低级别的产业，推迟产业升级。但在长期，风险厌恶导致资本积累更快，反而可能会在时间上更早升级到较高级别的产业。此外，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简化版的具有解析解的模型。
二、 学术讲座
2017年10月19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王勇在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及金融研究中心做了一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
王勇教授的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结构经济学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情况做了一个总体介绍；第二部分是报告了一篇题为《马歇尔外部性、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学术论文(与林毅夫、鞠建东合作)。
第一部分，王勇教授首先介绍了什么叫做新结构经济学。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动态性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涵义，是旨在丰富现有的经济学一般理论，目前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局限于中国。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社区”。新结构经济学是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首先倡导的经济学说，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于2009年首次提出。 他详细的介绍了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现状。这个机构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14日，创始主任为林毅夫教授。此外，现在全国各地有愈来愈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都已经成立或者正在筹办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分中心。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和运用为目的，开展和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研究、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数据库建设、学术交流与国内国际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引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以及迫切希望推动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尽早掌握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摆脱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束缚，探索出一条适合各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王勇教授结合具体实例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倡导的“知成一体”的理念，该理念主张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并进，相辅相成。同时，也针对大家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比较普遍的误解给予了澄清与阐述。
在第二部分，王勇教授报告了一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论文，研究产业升级过程的产业政策。他们构造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考察当马歇尔外部性存在于多个部门的情况下，在政府“有为”， “乱为”与“不作为”这三种不同的情形下，产业升级各自的动态均衡路径。他们发现，如果政府能够充分利用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步步为营地引导企业向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那样实现的经济学效率最高； 如果政府“不作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中，由于企业间存在协调失灵，所以在马歇尔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实现有多重均衡，有时候产业升级过于缓慢或者升级不完全，经济效率就不如“有为政府”下的均衡；如果政府“乱为”，脱离发展阶段，过早地推行违反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即使这个目标产业具有马歇尔外部性，最后导致的经济效率也会很低，甚至还不如政府“不作为”时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三、作息--“违反军令者，斩！”
为了高效率地工作，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学术访问团队在云南期间进行了半军事化的封闭性训练与学术写作。每天早上8：30，大学课堂尚未开始上课，所有研究团队成员们就开始论文报告，讨论具体的正在做的论文直到中午12：30。下午2点开始，研究团队们又开始推算，修改模型，除了1个半小时的户外自由活动与1个小时的晚饭时间以外，一直一起工作到深夜23：00回各自房间休息。整个团队非常刻苦。王勇老师带头立下军令，在学术时间段北大团队成员不得擅自离开大会议室，“违反军令者，斩！”。卢智坤在考完TOEFL以后匆忙赶到云南封闭写论文，集训期间北京有他感兴趣的课程，又早上搭飞机回北京，深夜再从北京赶回云南。云南财经大学的各位老师，也为北京团队提供各种便利的生活安排之余，每天工作到深夜。两支团队紧密合作。
（全体成员进行学术讨论）
四、交流—乒乓外交
在云南财经大学的封闭训练期间，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和云南财经大学团队从学术上到业余生活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紧张的论文讨论中，王勇老师和龚刚老师作为指导老师，给予了整个研究团队非常多的指导。在下午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里，云南财经大学老师们还特意安排了乒乓球等活动。两支队伍从智力到体力，全方位地合作和PK。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VS辛阳(云南财经大学)）
（杨子荣VS 惠利）
五、归途
临行前，在云南财经大学高阳老师和杨琼芳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来到昆明抚仙湖等地游玩。一路上，感慨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余，让人不由得赞叹云南的人杰地灵。最后，感谢云南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们，感谢大家的辛苦工作，默默付出。让我们记住这程旅途中的风景人物，青春欢乐。
（云南滇池留念）
（攀登西山）
（告别：昆明抚仙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