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郑永年教授对我的鼓励，今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要召开十九大，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这里探讨发展与贫困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在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但是1978年的时候，其人均GDP为490美元，中国当时连其三分之一都不到。

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像其他贫困国家81%的人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为生，有84%的人每天的消费低于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世界贫困线，一天1.25美元标准。与其他贫困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两项加起来不到10%，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90%以上跟国际经济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到2016年，连续38年，中国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在人类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样的成绩是在一个快速对外开放的进程当中取得的。因为从1979年到2016年，中国平均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是14.8%，当中出口增长为15.2%，进口增长为14%。

由于连续38年快速的经济和贸易增长，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国口，而且出口97%以上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2013年，中国的贸易即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0美元。

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有超过7亿人摆脱了国际的贫困线，对世界减贫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到现在，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也对世界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明显的就是在1997年-1998年爆发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中国的人民币没有贬值，并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帮助东亚经济迅速复苏。2008年，出现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国同样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帮助世界经济稳定。

今天上午，我想用这个机会和各位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可以取得这么快速的增长。

第二、中国还是中国，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民、同样的政府，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困，不能有同样的快速发展？当然大家会说1978年以后的成绩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因为市场化，但我们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可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都在市场化，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都是在改革开放，但是他们的经济是崩溃的、停滞的、危机不断，而中国是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同样的市场化，为什么中国和他们这么不同？所以这个答案肯定不是简单的市场化，原因是什么？

第三、中国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和成绩，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第四、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国家繁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

第五、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学家，希望能够对自己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对经济学来讲，到底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是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讨的几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取得这样快速发展的成绩？其实从我来看，道理非常简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谓经济发展代表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一定是现有的产业要不断创新，而且要涌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然后可以把资源、劳动、资本从估价价值较低的产业往估价价值较高的产业转移，这是让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收入水平可以不断增加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制，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不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收入水平一直处于世界最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是全世界最高，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附加价值也是全世界最高。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已经用了最好的技术，进入到了最新的产业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对发达国家来讲，他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为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好，就只能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经济史资料表明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提高每年平均为2%，代表其劳动力水平增长也就为2%，加上人口增长的要素，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3%。

作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代表技术是比较差的，产业的附加价值较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业是在国际前沿之内，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有一个可能性，它可以引进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只要这个技术比他现有的自己在用的技术好，附加价值较高，发达国家已经用过，他拿来就可以用，这也是技术创新，这也是产业升级。但是这样引进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本低多了，风险少多了。

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所给予的在创新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来讲，他的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风险小，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大。快多少？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的机会取得平均每年7%或更高，实现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发展成绩。

前面提到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如果能够持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变成这13个经济体之一，所以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什么这么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所给予的机会。

但是如果说利用了后发优势让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么好的成绩，我们知道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变成一个落后国家就开始存在，已经超过了200年，那么为什么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从后发优势当中取得这样的快速发展？道理是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

我们知道1949年，社会主义建设，前面几年要从战争的破坏当中开始恢复。从1953年，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10年超英，15年赶美，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希望马上能够赶上发达国家。要在收入水平上马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去发展与当时的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的产业。但是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一方面还有专利保护，不能直接模仿，不能简单地拿来用。另一方面，与国防安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想买专利，想付钱，也取不到技术。

那么，要发展的产业经常必须自己去研究和发明，也就等于主动地放弃了作为低收入国家所给予的后发优势。不仅这样，那些先进的产业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经济为主，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上，中国没有比较优势。没有这个产业，又没有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当中，要发展这些产业没有自生能力，要是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他就活不了。

为了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就只能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靠这种发展的方式固然让中国在60年代可以试原子弹，70年代卫星可以上天。但是由于市场的干预与价格的扭曲，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放弃了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又有资源的错误配置，经济发展的效益就低。

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去发展那些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发展密集的加工产业，这些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加上中国政府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要升级时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所以在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差，这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当然，出现在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发展经济体都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统治，开始其国家的现代化。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的时候，当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因为当时的认识是要成为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么劳动生产力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可是发展中国家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非常短缺，资本密集的产业不是他的比较优势，所以在市场竞争当中，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当时认为这些产业不起来，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建议以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制造业。它导致的结果和中国50年代一样，都是政府对市场干预，形成扭曲，结果也和中国一样，先进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绩效非常差，经济发展停滞，收入水平没有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那么差，当时认为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扭曲太多，是政府失灵所致，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得好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怎么样去发展和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取消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推行的政策措施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财政预算的平衡和自由化，认为这些改革必须用休克疗法同时进行。

这些目标也非常好，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比60、70年代低，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转型的这二十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因为休克疗法忽略了原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在那些先进的部门当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企业在开放经济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被取消掉，就会破产，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展经济。

而且有些原来的产业部门还和国防安全有关，基于国防安全的需要不能让他垮台，那就只能继续保护补贴，这就从原来的明的保护补贴变成暗的保护补贴。

在90年代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争论，在那些资本密集的先进部门，私有化以后，政府必须继续给保护补贴，而且会比原来还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那些先进部门是国有的时候，厂长是国家雇员，他会跟国家和政府要保护补贴，但是拿到保护补贴以后，挺多只能偷偷摸摸地放在口袋里一点，抓到就是贪污，不敢明目张胆的干。私有化以后，私人的老板不会补贴国家，会用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补贴，拿得越多放在口袋里越多是天经地义。这种情况下，他会更多地去跟国家寻租，而且他会跟政府官员说“你给我保护补贴也不是你的钱，是全人民的钱。如果你多给我一点，我在瑞士给你开一个账户，把一些钱转给你”，给的补贴也就会更多。

在80年代、90年代，这只是一个理论推论。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经验实证，像俄罗斯那些大集团在私有化以后从政府拿的补贴比在私有化以前多得多。在这种状况下，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效率更差，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要高。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取得稳定和快速的发展？用中国政府的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来这些大的企业如果不给他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就用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外资企业进入。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不好，就设立了工业园、加工出口区，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所以效率非常高。那么，就同时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所以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绩效比其他转型中国家好，道理很简单，就是转型的道路不一样。中国以这种方式来转型，到底有没有付出代价？当然，也有不少代价。这个代价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并且腐败的现象在全国到处蔓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谈到对原来的那些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必须给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在1978年之前，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是靠财政拨款，不用付成本。从1979年开始往市场经济转型，怎么样继续给这些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以保护补贴？这就跟转型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有关，因为大型的国有企业需要廉价资金才能生存，因此中国就建立以四大国有银行加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这些四大国有银行跟股票市场可以给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需求。开始的时候大型企业只有国有，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有些民营企业也大起来，大到可以跟大银行借钱和上市。但是为了给大型国有企业补贴，能够在大银行或者股票市场取得资金的时候，资金的价格非常低，比根据资金供给需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低。

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农户、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服务，这些企业的收入水平比拥有大企业的国有或者民营企业要穷，要较穷的群体去补贴较富的群体，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并且谁能取得这些金融体系的资金，谁就能得到补贴，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寻租，就会去贿赂那些有权力批准上市或者可以跟银行借钱的官员，腐败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在金融体系是这样，在矿产资源也是这样，在垄断的电力电信和银行金融业也是这样，因为要进入垄断行业，就要去贿赂，就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的问题。这是中国渐进式转型所带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资本密集产业上，中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当时给保护补贴是实事求是，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85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资本密集的产业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比较优势，像大型装备等，如果再继续给予保护补贴，性质就变了，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从企业的角度当然希望继续得到保护补贴，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增大，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这也就是为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在渐进转型过程中遗留的各种扭曲和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干预来决定。在金融上，利率应该根据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储蓄和贷款。

对于大型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怎么解决？今年的第五次全球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发展那些能够给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如果这样做，中国一方面可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能够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收入分配的问题，避免腐败的问题。

中国这40年的转型，到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我想首先是一个信心，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也曾经长期陷于贫困陷阱之中，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就很可能改变整个发展的面貌。

经济发展，劳动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这是对的，但是必须遵循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但是比较优势只是让要素生产成本低，要在市场当中有竞争力，交易费用要低，交易费用与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有关系，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必须要政府积极作为。

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有一些过去政策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这种务实渐进的方式是值得参考的。比如说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但是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全都改好，那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先把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弄好，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创造就业，增加出口。

只要遵循这种务实的，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把握后发优势的机会，利用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可能取得几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长，摆脱贫困。

对于经济学家有什么含义？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2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是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1960年，有101个发展中经济体，这101个发展中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当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做了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追求的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而这些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主要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比如说上世纪50、60、70年代，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以政府干预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实行进口替代。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开始时发展的却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并以出口为导向，这个战略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战略，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在他们是少数成功的经济体。在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转型时，当时的看法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转型就必须进行休克疗法，把各种干预扭曲都消除掉，认为中国推行的那种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现在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像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等都是采用当时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国家。

所以对经济学家有什么启示？我们经常把目标和手段搞混，我们当然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跟上发达国家。但是过去在理论上总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比如说结构主义主张发展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产业，新自由主义认为应该采用现代发达国家那样的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些理论目标都很好，但是，实行的结果却很差。

刚才郑永年教授肯定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它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时应该以自己为参照系，先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在市场经济当中依靠有为政府的作用，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如果能这样，我想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目标，取得经济连续几十年的8%到10%的增长，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谢谢！

主持人：谢谢郑永年教授。

主持人：我相信刚刚的演讲给我们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发展的沿革，我是社会科学家，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不光是经济上的成功，更是政治上的成功，林教授将政治历程和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一下台下有什么问题。首先回答你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看你有什么、能够做什么，根据你的所有再决定在哪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请女士先提问。

问：谢谢林教授。我今天的问题跟您讲的有点相关，但是不是直接相关。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发展和贫困，我想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现在的扶贫也是把很多钱放到农村去，但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农业必然是一个衰弱的产业，政府投入那么多钱进去是不是一个衰弱的结果，您觉得怎样调整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林毅夫：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农业不见得就是落后，我们知道现代世界上收入水平很高的像丹麦甚至包括美国，它都是世界上农产品的主要输出国，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与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很小，所以不能说务农就必然是贫困。假如能用现代的技术去生产高附加价值的非粮食经济作物，收入就会很高。如果生产粮食作物，只要规模够大，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可以有同样的收入水平。

第二、贫困地区确实在农村。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发展经济，让这些少数贫困地区能够缩小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我想有几个方式可以考虑：1、要看当地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附加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如果能发展这种经济作物，并且利用现代化的互联网以及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让产品能够卖出来，收入水平可以相当高，比如说甘肃的定远，原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后来当地的农民就是靠种麦当劳、肯德基所需要的附加价值高的马铃薯，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生产和销售基地，而大大地提高了了收入水平。2、如果没有什么产业可以发展，就看他的劳动力能不能转移出来，如果能够转移出来，那么他在城市里的收入水平会比较高，并且留在农村的人能够分到的土地就会比较大，这也是提高收入水平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要把劳动力转移出来，就要有比较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才能适应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留在农村里的人也要有新的技术，要扩大规模，要把生产出来的卖到市场，同样也要提高教育和人力资本才能适应。到最后总会有少数老的、残疾的，他没办法适应这种结构的变化，对这些人就用一般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救助。谢谢！

问：林毅夫教授，你好！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您非常推崇比较优势。为了证明你的观点，你曾经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相比，说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但是阿根廷还是发展中国家，原因是阿根廷放弃了比较优势。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研究拉美的学者，批评拉美国家，过分强调比较优势，以至于一直到今天仍然处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你如何解答我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阁下当之无愧。因为你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据我所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比你早得多也提出新结构主义理论，但是他这个新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的观点是说国家不是无用的，而是应该重新界定国家的作用。你也在说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要强调比较优势，所以我提醒你注意，你创造新名词，像我这样脑袋瓜子不好的人容易搞混，建议你换一个名词。仅供参考。

林毅夫：非常感谢！很多差异是在细微之间，比如说我强调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要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靠什么东西来决定？靠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我并不是说不要去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产业升级的时候，怎么样找比较优势？比较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阿根廷在30、40年代以后推行进口替代产业，去发展与美国当时同样先进的产业，如先进的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军事工业上要求发展轮船和飞机，这与阿根廷当时的比较优势相比差距太远。由于差距太远，违反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较高，就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建立起来。同时阿根廷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基础设施赶不上发达国家，交易成本也高。导致的结果就是总成本太高，没有竞争力。

假如说一个国家现在发展的产业全部都符合比较优势，很有竞争力，那就能够创造许多利润，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之后，现有的产业就不在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就要进入到新的资本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很大，这种情况下应该进入到什么样的产业才能让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上有竞争力？进入的产业差距不能太远，如果距离太远，资本太过密集，资本密集产业最重要的要素成本是资金的成本，那么，成本就会太高，就会没有竞争能力。所以应该进入到收入距离不是太远的国家的产业。在这种状况下，你的工资水平会比你作为目标的国家的工资成本低，要素生产成本也会比他低。在产业升级时，政府要不要发挥作用？也要。因为基础设施和制度必须根据要发展的产业来进行完善，这仅能由政府来做，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我一向强调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又要有有为的政府。当你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会变化，有效的市场就会引导企业去寻找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不改善，交易成本太高，新的产业就还没有办法变成竞争优势，那么那种比较优势就是潜在的比较优势。政府的责任就是靠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把潜在优势变成真正的优势，这是政府有为的作用。

在拉丁美洲国家叫Neostructuralism，它还是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结构性的刚性，让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所以一些产业发展不起来，因此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去发展。我的是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强调要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结构与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以及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影响。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结构与结构的变迁，照理说应该称它为结构经济学。

就像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农业，成为农业经济学，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金融，成为金融经济学，所以，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有结构主义，为了区隔于结构主义，才叫做新结构经济学。诺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倡导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制度与制度的变迁，他应该称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在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于制度学派，所以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

结构主义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市场失灵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先进的大产业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文化、储蓄的习惯等制度刚性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但是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那些先进的大产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它违反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那些先进产业里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企业家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说必然亏本，不愿去发展的结果。所以，这些先进的大产业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认为是制度刚性造成的。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造成的。

主持人：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此次演讲。林毅夫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路，所以我们下次再邀请林教授来演讲。我们一起鼓掌感谢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