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新结构经济学：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一、 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提出来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经济发展是怎样推动和实现的。既然要研究经济发展，就必须先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发展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么收入水平的提高要怎样实现呢？当然必须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提高呢？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现有的产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二是要不断涌现出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从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资源可以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向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重新配置，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经济的扩大，产品可提供的市场范围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甚至到全球。要让这样的市场能够实现，必须不断改善交通设施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产条件不断变化，需要电力、金融等的支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的去改善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电力，和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表面上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背后的道理实际上是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变迁和完善的过程。
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想用新古典的范式，也就是现代经济学所用的研究方式，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的结构变迁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推动的。按照现在经济学的命名方式，如果用新古典的主流范式来研究结构的决定和变动的推动因素及其影响，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了区隔于“结构主义”，故称为“新结构经济学”。这种命名方式在经济学历史上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开始用现在主流的新古典范式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本来应该称为制度经济学，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学派叫“制度学派”，为与其进行区隔，他称其研究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怎样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变迁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的技术、产业、制度安排等等的结构的差异，是因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和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较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产业一般是需要资本不太多的农业，或者是资本需要不太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业。因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资本相对便宜，所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较低，配合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水平，则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少，若要发展资本相对密集产业的话，要素生产成本就会相对高，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补贴，这样的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生存不了。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就能够生存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会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特性是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较多，劳动力相对密集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低，只要软硬经济设施也和这些产业的要求相适应，在市场上就会有竞争力，就能发展起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等结构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所需的投资资本较多，而且发达国家的技术一般在世界最前沿，需要自己创新、产业升级，风险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必须有相适应的金融安排，能够动员非常多的资金，而且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或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投资所需的资本相对较少，一般所用的技术相对成熟，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金融安排不需要动员太多的资本，风险也不是很大，最主要的是判断这些生产者是否有管理能力，企业家是否具有经营才能。这样的金融安排通常是一些地区性的，对当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比较了解的银行家才能清楚。所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排就不会完全一样。并且发达国家的产业非常先进，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高，卖的是全世界的市场，这种情况下，除了刚才讲的交通基础设施必须好之外，也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等等跟它相配合。所以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不仅是产业跟技术决定于要素禀赋，与其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跟它的产业发展特性相适应。
研究经济发展是为了能让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资本和劳动等资源不断地从劳动力比较密集或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不断地向资本跟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既然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实现一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再配合适当的软硬基础设施，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有国内、国际最大的市场份额，同时创造最大的利润，和可积累成资本的剩余。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储蓄和积累的意愿会最强，可以有最大的剩余积累资本，有最高的积极性来储蓄和投资，这样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推动技术和产业向资本相对密集的方向升级。而且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他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个优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到了最高水平，需要自己发明创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跟世界技术和产业的差距，通过引进技术和产业的方式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在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就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小的风险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一国如果要经济发展的好、收入水平提高的快，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但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在座有很多企业家，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以及怎样创造最大的利润。那么，怎样把经济学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观念转变成企业家追求利润过程中的自发选择呢？这里必须有个制度安排，必须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这个国家在每个阶段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也就是说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时候，资本的相对价格高、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反之则反。如果有这样的灵活的价格体系来反映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就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选择产业。比如发达国家劳动力相对稀缺，资本相对丰富，企业家就会选择进入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的产业并选择使用资本相对密集型的技术来生产；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企业家就会优先选择进入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多用廉价的劳动力取代昂贵的资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来生产。
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必须有一个能够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提供这个价格信号的，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完善的竞争的市场。
市场如此重要，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呢？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要素配置，除了前面提到的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如法律、金融等制度）也必须随着产业发展的特性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还是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都必须有先行者来做这件事。如果先行者失败，需要承担所有的成本。如果成功，后来者就会涌进来竞争，先行者不会有垄断利润。而先行者无论成功如否，都会给后来者产生信号。若没有先行者，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因此，必须给先行者提供激励。发达国家采取的方式是给先行者提供专利保护，这是对先行者激励的补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在世界前沿内，不能给先行者提供专利保护，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制度，愿意当先行者的企业就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相对慢，所以对先行者还是要有激励补偿。除了激励补偿，还必须有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与产业和技术升级相适应。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超过了一般企业家自己的能力，需要协调很多企业家，甚至必须由政府来做。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需要，帮助企业家提供这些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让这个国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要有“有为的政府”。当然，也可能存在不作为或乱为的政府。因此我提出一个标准，“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的作用是克服市场失灵。在存在市场失灵时，如果政府不给予克服就是不作为，如果的作为超过克服市场失灵就是乱为。
新结构经济学与前两波的发展经济学思潮有什么差异呢？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依样画葫芦去做。如结构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建立现代化的完善的市场体系，提出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但经济发展绩效都不太好。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建议发展中国家从现在有的（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把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这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的结构主义最大的差异。
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发展起来，其理论来自于新的经济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1960年的时候有11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的时候仅有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些特性，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按照主流的结构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来做他们的发展或转型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思潮。
二、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一带一路”来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份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份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又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加起来叫做“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来实现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然后达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希望通过这“五通”来实现三个共同体，（分别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为了推动这个倡议，国内成立了丝路资金，支持这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且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实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必要性，不仅中国看到，美国也看到了。奥巴马曾于2011年提出“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想把印度洋与太平洋、阿富汗与中亚五国通过基础设施联通跟世界市场结合在一起。但奥巴马提出的“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基本无声无息，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可以说风生水起。
我们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美国公然劝阻很多国家不要参加，结果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会员国。而且世界七强中，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其他五强（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有几个优势，可以实现每个国家的互利共赢。
第一，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优势。建设所需的材料方面，中国的钢筋、水泥和电解铝的生产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施工能力方面，中国的施工队伍非常有竞争力，能够以远低于别人的价格建造基础设施。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我们有充裕的资金。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够给“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中国每年经常账户的盈余能够为外汇储备提供新的来源。另外，中国的储蓄率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这些储蓄可以支持国内外的投资。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与否要看是否带动产业发展，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了机会。随着工资上涨，中国过去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收入水平普遍不到中国的一半，劳动力主要分布在附加值较低的农业，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最好方式是利用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就像二战后的日本、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八十年代的中国均为抓住了当时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期，获得快速发展一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能抓住这一批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外转移的机遇，加上合适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也能实现经济腾飞。此外，上世纪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人数是970万人，80年代韩国是230万人，台湾是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目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达1.25亿人，其中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有8500万人。也就是说，若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抓住这次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转移机遇，“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就能增加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除了前面三个优势，最重要的是发展思路。前面有好几波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为何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经济体抓住了呢？这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取得政治独立，追求国家现代化时，受到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没有真正去看清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然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先去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再把它做大做强。我相信思路决定出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我们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给大家创造了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整个思路，可以帮助每个国家抓住这个机遇。
为了总结和传播中国的经验、思路，这些年我也写了一些书，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行。
《解读中国经济》：阐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成功背后的道理，将其提升为一般的发展理论。
《繁荣的求索》、《战胜命运》：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说明只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抓住市场的机遇，每个国家都能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
《从西潮到东风》：根据中国经验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倡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而作为全世界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新倡议，也就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的理念与这本书所倡导的全球基础设施的倡议是一致的，而且目前该理念在国际上已被普遍接受。如去年在杭州召开的G20集团峰会就通过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共识。
《超越发展援助》：探讨二战后国际组织提供多达3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原因，倡导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来改善国际援助的方式，让每个国家都能够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最大体会是，每个国家、所有的老百姓都相同，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自己过得好和他的子女过得更好。每个政府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个企业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给自己创造财富、为社会带来繁荣。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的国家或地区那么少？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思路决定出路。
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够给每个国家的繁荣带来新的思路，而且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能够让这个思路得到传播，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全世界的共同繁荣，实现我们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共同繁荣的世界的到来！
现场还设置了“问道林毅夫教授”的开放提问环节，现场气氛热烈，观众踊跃发言，以下为问答摘录。
Q： 我是天津大学的讲师，一直读您的书，想请问关于地区比较优势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从东部到西部，每个地区的发展特点和要素禀赋都不同，如何根据不同省份的发展特点来建立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产业升级途径呢？而且现在不同地区间要素流动速度很快，如何充分利用人口、制度包括金融资源等的使用，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呢？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一般用经济体来讲比较优势，很少用国家，因为同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也不太一样。经济要发展好，每个地区都必须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产业。如果选择了合适的产业，就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政府也发挥了因势利导作用，来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问题，降低了交易费用，那么该产业就会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具有竞争优势。这个原则在每个地方都使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利用这思路，帮助地方政府做一些转型升级的诊断，给企业建议发展什么产业合适，给政府建议如何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总的原则是，每个地方的发展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即使资本和劳动有流动，不同地区的人均资本也不一样多，每个地区的工资和资本的价格也不一样，具有最低要素生产成本的产业不一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不一样。
Q： 我们是轻工商会下属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前面十年把自己的企业从浙江带到河南、江西，沿着劳动力的成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进行转移。去年在越南河内开了一家企业，遇到一个困惑，当地的效率、成本和国内基本接近，时间成本差不多，产品质量确实还不错，但工资成本上涨迅速，去年一年提高了25%，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把低端产品转移过去还是高端产品转过去呢？另外，最近我们在京都有一家比较高端的雨伞企业，我们在那边也下了一些订单，同时下单给日本，这样算不算“一带一路”的新的尝试？
答：非常好的问题。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企业有两种方式面对工资成本的提高。一种是进入微笑曲线两端，去经营品牌，进行产品设计开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微笑曲线两端的附加值比较高，需要的人力资本较多，企业应该去培养、雇佣有这种能力和资本的人才，这是一种方式。二是将加工部分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咱们的中西部工资水平较低，之前转移到那个地方，是对的。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中西部的工资差距与东部在缩小。这种情况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四小龙那样，将企业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越南工资上涨非常快，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有一个比喻，水缸里的水满了，就会往水杯里流，只要流出一点，水杯也就满了。我们是13.8亿人口的大国，前面谈到我们的制造业有1.25亿人，其中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越南人口只有9000万，制造业顶多只有1000万从业人员，因此，中国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往越南转移，越南的工资上涨甚至比我国还快。十几年前，港资、台资企业看到国内工资上涨，已经往越南、柬埔寨、孟加拉转移。现在若做新一波转移，我觉得需要考虑比东南亚远一点的地方。
这些年我们跟轻工商会的张会长合作，经常推动向非洲转移。为什么呢？一是非洲劳动力丰富，中国有13亿人口，非洲现在有11亿人口，而且70%的人口在30岁以下，50%在20岁以下。二是，不少非洲国家政治和社会相当稳定。比如在座有埃塞俄比亚和贝宁的大使，埃塞的社会和政治就很稳定，贝宁的社会也非常稳定，而且劳动力价格连我们的五分之一都不到。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可以到非洲这些国家。国内的企业家对非洲不熟，但可以采用抱团出海的方式，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在当地设立加工出口区以筑巢引凤，去的企业多了，当地政府会很欢迎而且重视，这样就能克服转移的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对于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端产品，可以承受比较高的工资水平。质量比较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如高端服装，需要的市场反应快，可以留在国内；批量生产、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可以向越南或其它工资水平低的地方转移。但越南目前工资绝对水平比我们低一点，但上升幅度甚至比我们快，几年后可能就赶上我们了。这种情况可以去稍远些的地方，例如，巴基斯坦或非洲，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乐意跟轻工商会，组团到一些合适的国家去。
雨伞行业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定的规律。现在你有日本的工厂和订单，代表日本有这个高端的雨伞的需求。对于低端的雨伞，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国际订单的渠道，将生产的部分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尤其是非洲。从非洲出口到发达国家是免关税的，从国内出口就要关税。如果到非洲或南亚国家建立生产基地，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能够按期交货，发达国家的买家有很大的积极性将订单转移到非洲或南亚一些低收入国家。
Q：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第一财经研究院的研究员，您特别提到要重视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但我们也看到，似乎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不愿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并且承担投资过程中的巨大风险，甚至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接受国，也担心财务杠杆上升问题。请问您有没有好的方法，带动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
答：基础设施的投资，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观念，认为应该是市场的行为，应该由民间自主融资。二战后世界银行成立时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门。80年代观念改变后，世界银行给基础设施的贷款就减少了，当我2008年去世界银行时，已经没有基础设施部门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民间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一样是有积极性的，就是移动通信。因为首先有垄断的利润，其次移动通信的收费容易。其他的基础设施，民间资本都不太愿意进入，原因就是你讲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回报率高低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好坏，这样风险就很大。
那怎样来做基础设施投资呢？必须由政府资金作为先导，再加上一些国际机构的资金作支持。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一些多边双边的援助提供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太大了，如果只是政府资金或多边机构的资金远远不够。比如亚洲开发银行2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亚洲地区每年需要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量为1.7亿美元，若加上非洲，则每年（又增加）至少8000亿美元。那么怎样推动民间的钱也进入基础设施投资呢？民间的钱其实有很多，比如很多国家有退休基金，这些都是几万亿、几十万亿美元的量。过去这些钱以购买发达国家政府债券为主，现在发达国家利率很低，真实利率甚至为负，风险也很大。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政府的资金与民间退休基金结合在一起，给民间退休基金减少一些风险，回报提供一定的保障。一是把项目选好，考虑项目的合理性，做项目的同时承接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为国家带来繁荣；二是给民间投资资金优先权，回报优先考虑民间资金。这样就可以动员大量的民间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以PPP的方式或者通过投资债券的方式提供资金。
Q： 非常感谢林教授，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是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我们想知道新结构经济学怎样看待政府在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的作用？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促成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机制下，怎样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协调，促进各个成员国的共同繁荣？
答：这三个问题都非常好。对于政府的作用，我刚才发言的时候做了初步的解释。我认为经济发展好首先必须有“有效的市场”，其次必须有“有为的政府”。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克服市场失灵。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失灵，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先行者，要给先行者提供激励，才有人做先行者。先行者要成功，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跟新的产业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环境。这些必须由政府根据企业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需要发挥相应的因势利导的功能。所以我的提法是这样的，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若无政府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先行者提供激励，就不能将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变为竞争优势。所以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那政府有为会不会变成乱为呢？乱为跟有为的差别是什么？我认为，超过市场失灵的部分是乱为，有市场失灵政府又不发挥作用就是不作为。所以，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超过发达国家，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收入水平的提高依靠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后者依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不断动态的、有竞争力的结构变迁过程。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结构变迁的速度没有发达国家快。这种情况，就必须要让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速度比发达国家快。怎样做呢？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一方面要有竞争性的市场，企业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市场失灵。如果这样做，这个国家就会有竞争力，就会快速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升级的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就是3%-3.5%，而一个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利用后发优势，可以有8-10%的增长，这样当然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阶段。
第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欠发达国家怎么合作呢？我想还是按照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生产，每个国家都有优势产业可以生产，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和人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力比较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若每个国家都按比较优势发展，那每个国家都可以进入全球贸易体系，这个贸易就是互利双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或者说现在中国资本相对多，除了国内投资，还可以流入到其他资本较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地方回报率会较高。除了产品和资金上的国际合作，还可以在要素上进行国际合作。一般发达国家劳动力相对短缺，若有合适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劳动力从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流动到劳动力相对少的发达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国家收入很高，劳动力却不足，就会从非洲吸纳很多劳动力去工作，这些劳动人员赚的外汇可以汇回非洲国家，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资金。
全球化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机遇，让全球的要素得到比较好的配置，每个国家能够更好的利用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每个国家都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带来发展机遇。
Q：我是山西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发展中心的。山西祁县是中国的玻璃器皿之都。我们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听了林教授的理论，原来30年前国际产业大迁徙带动的就是我们这种产业。随着80年代开始向欧美国家做出口，我们的产业曾经发展的很大。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缩减。刚才您讲到，“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将来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竞争的优势，也是下一步这个产业迁移的方向。想请问林教授，在现在这种产业转移态势下，我们自己的产业应该往哪些方向发展？另外，我们近几年也发现国内市场有很大空间，也在做国内的市场。我们尝试建立一些资金，尝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也在帮忙解决资本的需求。请林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国内自己的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答：非常好！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我们这种中等偏上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分为五种类型。你刚才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五大类型中的一类。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资本相对密集，国内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比我们高很多。比如有些装备制造，我们一套装备卖100万美元，德国可以卖500万美元，这类产业还在用后发优势追赶。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比如格力、TCL、海尔，我们已经是世界领先了，那怎么发展？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第三类就是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这种产业有两种方式，一是进入到微笑曲线两段，另一是转移到海外去，当然国内还可以保留一些。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有些（人民）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的消费阶段，需要的产品质量高、样式变化快，可保留一部分高端生产在国内，满足国内这种多样化、潮流化的产品的需求。但是大宗产品的加工这部分，从理论层面和经验来讲，都只能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把国内生产总值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把加工这部分转移到国外，也有利于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附加值比较高、技术比较密集的重要部件和加工所用的机器设备仍然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要在国内生产。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这种类型产品周期较短，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比如手机、互联网相关的很多行业，这是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最后一类产业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研发周期特别长，资本投入非常大。比如新一代战斗机可能要有三十年的研发，新一代战舰要有四五十年研发，制药也要十年以上的研发，投资是10亿到20亿美元。这类是属于战略型的，一般要有政府财政支持。
至于成立基金来支持产业发展方面，可以根据上述五类产业的特性和资金需求的需要来设立。
Q：我是国际出版周报的记者。我们知道您创作了很多经济学相关作品，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我了解到您的作品被输出到很多其他的国家，比如上周在阿布扎比举办阿拉伯文版书展，想请问您的作品在国外的销量如何，哪本书的销量最好？有收到国外读者给您的反馈吗，或者评价如何？
答：非常感谢，你这是在帮我推销啊。我的书在国外卖得不错，有很多书被翻译成不同的文本，比如《解读中国经济》已经有10种语言出版，还有《繁荣的求索》，也经常再版，所以在国际上还挺受欢迎。我们（现场有）刚才发言的埃塞俄比亚的大使，你可以问问他，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在非洲国家是非常受欢迎的，去年波兰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规划时也正式宣布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规划的理论基础。
本稿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原创
惠利整理
经林毅夫教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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