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学术研讨会

分论坛简报

 

2017年正值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于2017年5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学术论文报告、主题圆桌研讨的形式进行，来自两岸三地的经济学学者400余人参加了会议，来自五湖四海的经济学家送来祝贺。

 

5月12日下午的四个分论坛群星闪耀，妙语连珠，共有来自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林毅夫教授不同时期的学生就“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研究”、“林毅夫教授与改革发展政策”、以及“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教育”等主题抒胸臆、忆往昔、望未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王勇副教授主持“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研究的分论坛”，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来贺信，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文一教授分别发言。

 

韦森教授在贺信中提到，林毅夫教授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经济学的进步与创新，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诸多切实的理论和实际贡献。其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靠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感佩林毅夫教授为经济学理论发展、为国家的进步繁荣而赤诚探索的赤子精神。

 

雷鼎鸣教授称《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其影响重大，认为林毅夫教授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其对于休克疗法和渐进双轨制的观点和认识，并用正统经济学方法对问题做出分析。与西方学者对有限国家样本做跨国回归不同，林毅夫教授把中国自己的案例研究分析得很透彻，从中提炼重要观点，大大丰富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雷鼎鸣教授特别指出，使得林毅夫教授在思想上和认识上脱颖于众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本体与常无”的方法论。

张军教授分享了对林毅夫教授的三点观察和感受。他认为，林毅夫教授没有教条的束缚，不太轻易的拿现有的东西套，经济学理论要发展正需要研究者有这种精神。其次，林毅夫教授兼容并蓄，特别能够吸纳大家跟他争论时提出的东西，这对他自己的学术的发展很重要。最后，林毅夫对研究持之以恒的坚持，使得他取得的成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张晓波教授以0-1-N-Q对新结构经济学做出解读，认为，产业从无到有即是从0到1，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开放市场，从小范围开始试验，逐渐推广经验。而将经验快速推广的阶段，就是1到N的过程，中国工业化是一个例证。中国工业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集群式发展，集群有它的优势，但也有缺点，比如进入门槛太低，竞争特别激烈。竞争到一定程度大家就容易投机取巧，粗制滥造，这时候就有质量危机。质量危机没法靠单独投资来解决，良好的投资环境相当于是地方的公共产品，这时候地方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帮助集群从以数量增长的模式变成追求质量升级的模式，也就是从N到Q。

 

文一教授强调研究中国经济要进行脚踏实地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长远的看法，赞许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视角和结构视角，鼓励大家要学习林毅夫教授独立思考的作风，用中国的本土问题来重新思考经济学问题。

 

王勇副教授回忆了在复旦大学3108教室初见林毅夫教授之后，与林老师交往的诸多往事，表达了对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激之情。

 

“林毅夫教授与改革发展政策”分论坛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徐佳君博士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和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凯南教授分别发言。

 

王珺教授回忆了通过共同完成课题从林毅夫教授身上感受到的学术精神不断的追求、学术成果以及学术的探索和发展，并着重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广东省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体现和应用。

 

李周教授谈到林毅夫教授强调理性分析的重要性—政策的差异不能仅用领导人的差异来解释，因为领导人也是理性的。在这种方法论指引下对中国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给出了经济学解释。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对于不应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轻易下结论的立场与始终强调小步快跑式改革的有效性都让李周教授印象深刻。

 

刘守英教授是林毅夫教授在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时期的同事，总结了林毅夫教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和政策影响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示范了经济学研究如何与公共政策结合；二是强调对真实世界观察的重要性；三是不照搬国际经验。

 

黄凯南教授回忆了林毅夫教授强调的观察真实世界对其研究工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阐述了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徐佳君博士对分论坛做总结发言，提出林毅夫教授对青年学者脚踏实地地做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启示：第一，做政策研究要深入实践，通过实践和理论的互动来不断地深化分析概念，完善分析工具；第二，做政策研究不要看意识形态的对与错，而是要通过扎实的研究，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对政策的真知灼见；第三，观察真实世界的时候，要作为一个参与者而非局外人的角色，这样才能够深入分析真实世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政策分析的要点；第四，面对国际经验不片面地断章取义，而是真正地深入国际发展经验，对当下面临的问题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和见解；第五，要有常无的心态，不能用一种静态的概念或者固化的理论引导我们的政策研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真正做到“知成一体”的好学问。

 

“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教育”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平新乔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台湾高雄大学经济系蔡颖义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鞠建东教授分别发言。

平新乔教授回顾了中国经济学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过的三个阶段:1977-1984年，老一辈归国学者引进西方经济学服务于改革开放；1984年后，十年福特班为中国经济学培养大批学者；1994年起，林毅夫教授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将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平新乔特别强调CCER开创的模式在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深远影响—CCER已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欧美国家培养200多位正副教授。

洪永淼教授以林毅夫教授199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本土化、规范化与国际化”论文为框架，阐释了其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见解。洪永淼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已完成了“本土化”和“规范化”阶段，目前正处于力争“国际化”的阶段。一流的经济学学科应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做支持，培养一流的青年学者，遵循国际标准，并获得国际承认。

 

蔡颖义教授从学术研究、政策讨论和教学三个视角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谈到，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著作对自己影响深刻，从书中和与林毅夫教授的交流中学到，对现象的观察必须是持续的、非随机的，并应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鞠建东教授指出，CCER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里面开了很多的方面的先河，比如说现在很多高校选拔研究生所使用的夏令营制度，就是从CCER开始的。鞠建东教授同时回顾了其与林毅夫教授过去十五年一同讨论学问，钻研学术的过程中体会到的知行合一的精神。

 

余淼杰教授做分论坛总结发言，以电影《一代宗师》中的 “见自己，见天下，见众生”来概括林毅夫教授30年来在学术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影响，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林毅夫教授从提出比较优势到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是自己经济学理论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此为见自己；从新农村运动到产业政策再到林毅夫教授最近强调的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此为见天下；30年来对学生的培养，此为见众生。

 

之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曦博士主持 “林毅夫教授弟子代表发言”分论坛。林毅夫教授在不同时期指导过的、目前从事不同领域工作的研究生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副书记李文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孙希芳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候选人沈仲凯先后发言，感佩恩师的言传身教，刚毅坚卓，智慧刻苦与家国情怀。

 

最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做总结发言：

企业家里有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毅夫和在座各位从事的行当，伟大当然要熬，恐怕不伟大也得熬，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思想的贡献很难衡量。这个特性使得对做学问有很多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反正讲不清楚，所以就不要那么认真了，无非是诸种谋生手段中的一种，随波逐流，适者生存。第二种态度，自己当真，遇到当真的人也当真，遇不到那就算了。第三种态度，自己当真，遇到当真的人当真，遇到不当真的人也当真。他相信再不当真的人心里多少也有一个当真的火苗，只要认真地、持之以恒地、苦口婆心地坚持去点这个火，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认真起来。我认识毅夫35年了，他属于第三种态度的人。他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有谁不当真的，再不当真，遇到他，他一样当真地跟你来来回回地讲，一以贯之，认真到底，当真到底，这是最值得我们在座各位好好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