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师林毅夫与新结构经济学
—— 王勇专访

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冠，中国特别需要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在已经从原来的跟随国际主流，逐渐走向自主理论创新。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通常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心不断的从西方转移到中国来，我和林毅夫老师都有信心，我们相信这个世纪特别是2050年之后，一定会有中国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我非常期盼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够做出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如何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项自主理论创新，肯定和现在主流观点、主要教科书观点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会引起学术界很大争论、争议的一个现象，如果一个学说大家都没有反对声，那可能也没有什么创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独立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政治上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后都非常希望能够国富民强。所以在1945年之后，1950年代-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思潮，被称为旧的结构主义，就是结构主义。

当时的观点是，你看发达国家的产业都非常先进，发展中国家只能出口一些农产品、矿产品等附加值比较低，所以很不合算。怎样才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呢？最好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所以当时包括中国在内，想把发达国家产业快速地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有一阵子还讲“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这样的想法、愿望很良好，当时很多国家普遍接受，但是效果很糟糕。原因是当时虽然强调市场失灵，强调政府作用，但是没有意识到最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应该是内生的，对发达国家有利、它的优势产业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是因为禀赋结构不一样，比较优势不一样。

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第一代旧结构主义，旧的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但是没有意识到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又出现了第二代的发展经济学的思潮，现在我们把它叫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失灵更重要。第一代计划经济大量的政府干预，造成很多的扭曲，所以应该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制度上应该最快地学习模仿最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等，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对于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普遍的政策的建议，就是“休克疗法”，最好以最快的速度建立和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等）一样的政治体制、经济体体系，就可以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的实践是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一蹶不振，还有东欧很多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好，而我们中国采取渐进的双轨的改革，反而发展得比较好，而我们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按照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

第一代旧的结构主义是失败的，第二代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很多现实现象上都苍白无力，它没办法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以这么奇怪的跳高姿势实现40年长期高速增长。

整个国际学术界，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都对经济学做了反思，发现基本上过去半个世纪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解释和帮助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非常苍白无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同时又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被国际上称为第三代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他提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相结合。第一代的旧的结构主义，过度强调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第二代新自由主义，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过多强调政府失灵。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这个理念，最大的核心观点就是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最适宜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内生于发展阶段。不能像现在很多主流观点一样，时时都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然后都和发达国家对照，和发达国家只要做的不一样的，那就认为是错误的、扭曲的，就是落后的，马上要改的。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就是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应的政策，然后去考虑相关的结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学术理念。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一定要去实践，然后从实践中不断去完善理论。在整个学术体系或者是整个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理念上，一方面强调要去做学术研究，知道道理，同时又要去推行这个政策的实践，把它落地要做成，“知成一体”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现状如何？

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在几个领域都有进展，一个是在经济增长这块，特别是关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上，我们相关的学术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也比较多。我们非常重视数据工作，包括用微观企业数据或者行业数据来验证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理论，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研究，包括园区产业政策等。另外一个在理论创新上，现在一些经济学学术期刊办过几次新结构经济学专辑，像《经济学季刊》，《经济评论》，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等，都有组织一些新结构经济学的专辑，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在新结构金融学领域里，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进展。所谓新结构金融学，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适宜的金融结构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我们就应该照搬，那又是一种赶超。

新结构经济学在环境经济学、在区域经济学方面都有蛮多的进展，总体来说这些理论进展，特别在数据实证方面我们非常重视，一方面利用好现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中的很多机构还一块去联合收集数据。国际上，我们有一个全球经济结构转型联盟，数据资源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现在不少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学生很多都是做实证研究，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蛮大的进展。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还有专门的国内智库部和国际智库部，我们也是中宣部的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承担了很多政策研究。

一个是国内政策，一个是国际政策。不同城市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特点，有些地方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有些地方是沿海发达城市，还有些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我们在“十四五”规划以及产业转型方面都给出了很多咨询建议。我们还给中央一些部委提供政策建议，比如给中财办写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建议，比如商务部关于中国WTO改革方案，怎样恢复“不可诉”补贴，还有国家发改委的一些产业政策建议都是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做的。国际智库部把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理念，运用以帮助其他的非洲、亚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给他们政策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在北大我们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我们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很亲密，同时也和北大经济学院有很多合作，包括联合推出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也叫林毅夫班，这个是教育部非常重视的。前不久在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会议上，高教司吴岩司长专门把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重点样本，向全国进行推广。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是国际大辩论，有国际影响力

新结构经济学通常把产业分成五大类：领先型、追赶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还有战略型。这是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划分，它不是现在产业经济学标准教科书上划分。对这五大类不同产业，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也是不一样的。像追赶型产业，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高端装备业，我们很多产业技术还没有达到国际领先，我们还在技术的引进阶段，所以要在这一方面取得技术进步，我们并不需要重新发明一遍轮子，我们还是应该要借鉴。有些产业一开始是追赶型，最后它变成了领先型，当然有些变成了转进型。

我出版了一本书叫《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里面就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产业政策的主张，它和已有的产业政策到底有什么不同，其中就涉及到新结构里面提出的“有为政府”这个概念。这个新概念当时受到了争议，并且这和当时产业政策的争论是紧密联系的。新结构经济学讲“有为政府”，它不是“乱为政府”，它也不是“不作为”的政府，而是像有为青年的有为。所以我们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怎么样结合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关于产业政策的一些研究也有初步进展。

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老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我认为他们可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因为他们对于产业政策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这场产业政策之争的确是国际大辩论，事实上它有国际的影响。

在林张之辩论之后，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就产业政策问题，在学术细化研究、政策实践方面，包括国内政策实践，国际政策实践的落地等，包括有为政府以及它的观念的廓清等更加细致的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新结构经济学怎样协助国家来科技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还是按照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去看科技创新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有一类产业已经是领先型了，就已经在世界前沿了，我们已经无人可模仿，无人可学习，我们进入了“无人区”。对于这一类产业，我们就需要通过自己研发来创新。从现在一些研究上看会发现，越是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它里面的创新最活跃。这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它里面发明出来新技术，更加有利于充分使用中国的便宜的生产要素，规避昂贵的要素，这样它生产出来的专利的市场价值就更高。这样的创新就有更高的市场回报，当然就有更高的激励去做创新。

像现在新能源汽车，包括5G技术，手机技术，大家认为还比较高大上的产业，中国已经换道超车了，这一类产业它就有自己的特性，人力资本密集，研发周期比较短，比如说独角兽企业。所谓独角兽是指，创立还不到10年，但是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尚未上市的企业，这叫独角兽，超过100亿美元，那叫超级独角兽。我国的独角兽企业所在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平台经济，还有一个是生物制药，地理上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对这类产业我们该怎么样去扶持它？新结构经济学也给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怎么样吸引人才，怎么样给这些企业更好的融资，这就涉及到新结构经济学里面关于最适宜的金融结构的问题，因为这类企业往往需要更多的风投资本等。

还有一类是新结构里面讲的第五类产业，战略型产业，里面分国防安全，还有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好理解，有些私营企业不一定愿意做，但是你必须要去做。比如生产战斗机，它是一个生产周期很长，资本很密集，国防技术上也应该有创新。再就是经济安全，我们现在有些产业被卡脖子，这样的产业我们要不要去做，如果这样的一个产业被卡住脖子了，可能整个的产业链就瘫痪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解决好被卡脖子的问题？这同样需要经济学的分析、经济学的建议，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在学术研究对应的政策研究方面，我们都在努力地往前推进。我们一系列涉及到产业政策，涉及到科技创新的研究，和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等，都有很多合作，希望我们能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相关的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林老师批改作业，一学期评语就写了几十万字，他是真正的学者

新结构经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有一个国际基因在。因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正式提出，其实是在林毅夫老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期间提出来的，恰巧我那时也在世界银行。

林毅夫老师是我人生中遇见的贵人，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学术的合作者，他也是我现在工作的领导，也可以说是生活中的忘年交朋友。我想林老师可能大家都是从媒体上电视上看到他，而我有幸在北大做学生期间，就和林老师有比较多的接触。我的轨迹一直沿着林老师的方向：林老师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林老师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也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林老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他给了我机会所以我也去世界银行当研究员，然后当顾问，然后林毅夫老师曾经也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我也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后来林毅夫老师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我现在又回到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所以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追随着林毅夫老师的脚步。

林老师（林毅夫）是一个工作狂，他非常享受工作，因为他总是觉得工作做不完，工作又很重要。

林老师他也很幸运  为什么？因为师母是非常的支持林老师，真的非常的支持他。

我还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去林老师家，然后师母说对林老师说“毅夫，你去厨房切瓜，你去切瓜”，然后林老师就抱着瓜去厨房了。师母就和我私下说，她“故意让毅夫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在他身边可以更好的照顾他，但是我不在他身边，他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我就是想说，从小事上可以看出林老师是有个非常强大的师母的支持，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林老师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期，师母陈老师自己也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是教育部的一个专家，为了给林老师提供更好的家庭支持，她甚至把工作请了一个长假，专门到华盛顿特区支持林老师。所以我想林老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然和他自己的魅力有关，这个都是内生的。

林老师在对学生的指导方面非常严格，我一方面是很幸运的一次次追随林老师，但我恐怕也是被林老师批评最多的一个学生。现在在北大有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大概有9个人，林老师虽然这么忙，每个月都要和他们共进午餐，而且在每个学生作业上面，都批得密密麻麻的，经常是林老师给他每个学生，每一个学生的每一次作业，他都亲自在上面做很多评论，而且很多的评论比他们原来字数还多，后来整理了一下，发现这有几十万字，那只是一学期的课。他认为这些学生的问题可能是具有共同性的，并不只是自己学生才有这些问题，因此他希望把这个整理成一本书，就叫《园丁集》。他对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学生予以很深厚的期待。

林毅夫老师对我们每一个博士生、每一个博士后，包括每一个教员，都非常关心。我们经常和他弄个小饭桌，叫林毅夫小饭桌。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就每次约一位在吃午饭的时间，和他一块边吃饭边指导，牺牲了很多他自己休息的时间。我在世行期间，他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很忙，但是我还是很幸运，每个周五下午都给我机会和他讨论研究。

他最关心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的发展、学生的培养，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们觉得只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才能知道他真正在追求什么，他在尽一个学者和一个真正教育家的责任。

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不少老师，包括林毅夫老师，都在南南学院上新结构经济学课程，还有指导论文，比如说我现在指导的好几个南南学院的学生，有埃塞俄比亚的、苏丹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就是说中国经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怎么样从事国际教学，我相信这个会有助于提升我们中国的国际的软实力，同时又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也是我们国际化的方向的一个努力。

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只是关起门来在中国内部搞，而是真的要是接受全世界经济学同行们的最专业的考验。因为我们觉得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只是局限于中国，它可以帮助我们中国，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更好的理解自己发展阶段的一些问题，然后真的能够帮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