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对外投资和十四五规划的国际维度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GDP快速增长，并且在贸易及投资领域都有庞大的规模。基于新结构的视角，我们把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归纳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市场”指的是引导企业家按照国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有为政府”指的是政府要矫正市场失灵，加大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给予外部性补偿。

图1：中国1982-2018流入/流出外国直接投资的对比

1992年中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到中国进行投资，外商到中国投资的数量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但在2000年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很少，直到2004年开始才呈高速增长的趋势并且增长幅度远大于外商到中国的投资。

（左图：2005-2011年底的投资存量）

（右图：2005-2014年底的投资存量）

图3：2005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从统计数据中可看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从2005-2011年底的4432亿美金增加到了2014年底的8700亿美金，到2019年年底已超过了两万亿美金。能源、交通运输及矿业一直是三大热门投资领域，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到非洲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这得益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外，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五大对外投资的驱动因素：1）资源寻求型：为了规避国际价格风险，企业会直接在海外投资替代部分原材料的进口贸易；2）市场寻求型：企业会选择把工厂挪到出口更为便利、有更多关税优惠政策的地区；3）效率寻求型：为降低成本，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会考虑把工厂搬到一个劳动力充足且工资更为低廉的国家；4）聚集效应：企业会参考同行的选择、产业链便利性及规模经济效应考虑生产基地海外布局；5）制度因素：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投资环境的东道国更能吸引外商投资。

表1：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最偏好的国家及地区（整体分析）

表2：中国投资人最偏好的投资国家和地区（分领域分析）

再深度剖析下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最偏好的地区。从整体分析来看中国企业偏向于发达经济体投资。从自然资源投资领域分析，根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企业偏好的石油富足和矿产资源富足国中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进入前十大吸引力的地区。从农业领域分析，中国企业一方面偏好到发达国家去学习并购先进的农业技术，另一方面也大力开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应用市场。工业领域相似，中国企业既有在自然资源富足的国家进行重工业的投资，同时也有在劳动力资源富足的国家进行轻工制造业的投资。此外，把工业领域再细分，例如在汽车、消费品、能源等领域，越南的吸引力都进入了前五位。最后，就金融、健康卫生、旅游等服务领域来看，中国企业投资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正在与国际秩序深度融合对接。后疫情的中外国际合作也将更多考虑到地区经济抵御各种危机的能力和复原力。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下，中国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延伸中国主导的产业链并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合作平台。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共性及新的趋势

图4：中国平均工资（国内及国际视角）

先从国内角度分析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十年前开始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在国内各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从国际维度来看，中国全行业的工资从2005年1.5美金每小时涨到了2016年的3.3美金每小时；制造业的工资从2005年的1.2美金每小时涨到了2016年的3.6美金每小时。由此可见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丧失了在中国加工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故将生产环节转移出去是必然趋势。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劳动力转移提供很好的机遇窗口，有助于其创造就业，同时产品面向全球市场出口，获得外汇，经济将很快进入一个积极的循环，打破工业化起步的瓶颈。

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纵观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都要依赖于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当参与到产业政策的规划中并同时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当地政府需不断的进行比较优势的自我发现并帮助企业家把当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基于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比较的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细分了五大产业政策，与国际智库最相关的是转进型，指的是曾经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优势已经逐渐消退，比如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企业可以把它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更适合的、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但是两端（研发与市场）还留在国内。产业政策可以分为金融类工具和非金融类较隐性的工具，比如说标准，培训等，此外还有一个系统性的工具，经济特区（工业园区）。我国第一个开放型工业区是1979年创建在蛇口的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在我国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试验田。

四、经济特区的作用

当年蛇口工业园区在基础面积上完成了硬件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了滚雪球的效应。政府也发挥了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在蛇口工业园区中进行了劳动关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举措。到今天为止，蛇口工业园区不仅扩大了基础面积还拓展了园区企业类别，产业也随着当地的比较优势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和升级。从国际维度来看，虽然在国际买家、中国制造商和非洲国家之间会形成一个理论上的三方合作模型，但实际上非洲对于吸引国际投资有着很大的阻力，工业园区或是经济特区或许可能成为打破这种三方困境而真正实现三方合作的有效工具。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高原地区，畜牧业发达，2011年埃塞俄比亚总理接受了林毅夫教授的建议，亲自来到中国沿海的制鞋业集群招商引资，鼓励投资人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并配套了最优惠的政策以及总理亲自负责的“一把手”工程。随后，中国最大女鞋制造商之一“华坚集团”决定到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仅仅一年后就实现了盈利。虽然海外投资的初期存在很多困难，但随着制鞋业本身的发展，上下游配套产业也得到了共同发展，加工能力、工人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赴埃塞投资，创造了积极的滚雪球的效应。

基于当下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践倡导“制造业加”的模式：即制造业加上游的能源、矿业以及加下游的服务业，同时在能源领域鼓励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投资。就企业合作而论，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鼓励中国的国企和民企合作，同时还鼓励中国的企业与当地的企业及第三国的其他企业共同合作。政府需要提供园区内的基础设施的保障，制造业投资人要创造就业、产品出口创汇等。非洲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遵循四大原则：关注就业和出口；注重人力资本和能力建设；积极寻求适宜的国际融资渠道；遵循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五、三方合作案例分析：新结构海外项目的案列分析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分析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 GIFF）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政策实践侧的运用工具，旨在帮助决策者甄别出在本国最具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由政府主导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壮大的约束以及创造积极有利条件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该国的显性比较优势，让该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都具备竞争力。具体而言，GIFF分析框架的运用共有六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找到合适的参照系国家作为本国的发展追赶对象。第二步，消除本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发展瓶颈和约束。第三步，积极吸引外资进入或在国内设立孵化器来培育这些新兴的产业。第四步，每个国家基于自身禀赋可能生产出市场上有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政府应该针对这些产业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让它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步，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资源和注意力都有限，政府应该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地理区域范围内保障园（特）区内企业发展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很快地摆脱约束，迅速发展成为在全球都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快速地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给先行企业以外部性补偿，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和厂房租金减免等。

新结构国际智库团队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顾问的整体工作方法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基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创造就业、出口创汇的自身需求，提出政策建议。通过招商引资，将有意愿将生产基地转移出去的企业落地在投资所在国的工业园区。国家要完善园区内的硬件基础设施，同时配以最优惠的政策保障投资人的成功，从而通过滚雪球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实现产业的落地和工业化发展。在园区融资方面，我们不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向中国政府借钱，而是集合更多的合作方来一起解决融资问题，比如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项目以及绿色基金合作来解决一部分融资问题。只有一个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才可以保障项目投资的可持续性，此外融资模式上的多元化也有助于规避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