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7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第九届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学子夏令营成功举办。在夏令营的问答环节，院长林毅夫教授详尽解答了营员们提出的问题。本文根据问答环节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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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刚讲过，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四个方向，一个是新的视角，像交易费用、宏观视角等等，一个是外生变量内生化，一个是同质变量异质化，一个是是引进新的技术、数学方法或者计量方法。

要做出前三个方向的发展时，经常也需要有第四个方向的发展来配合。例如，Lucas当初在宏观理论中引进理性预期假说来解释滞涨，理性预期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做决策时不仅仅会基于过去的政策所形成的经验，还会基于新的政策变化对未来的供给、需求、收入、价格等等参数的影响来作出反应。当时经济学界所用的数学工具，像微积分、线性代数，是不足以解决这个动态规划的问题。因此，他引入了最优控制的动态规划方法将新政策对未来参数的影响也放在模型中，使Muth在1960年就提出的假说得以模型化，而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上的理性预期革命。另外，像技术的内生性有许多经济学家过去已经讨论过，只有到了1980年代中Romer采用了合适的方法构建了数学建模才发展成有巨大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结构变迁，从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产业结构、进而决定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由此影响经济绩效和下一期要素禀赋结构等的静动态变化，其中有结构转换，如果采取经济学家现在常用的没有结构或没有结构变化的数学方法来构建模型会有许多削足适履的局限。

同样的情形，在计量方面，比如家庭行为从理论研究来说存在很多内生性的问题，当时所用的计量方法不能处理，于是Heckman发展了新的计量方法来处理，另外，还有芝加哥大学的Hansen,他研究的是资本市场怎么定价的问题，在他之前的计量方法也存在许多局限，因此他也引入新的计量方法，最后他们两人都得了诺奖。

你提的问题很对，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有结构的内生性，异质性，还有结构变化的内生性等，目前的数学和计量工具可能都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就是做出贡献的机会，你可以把问题了解清楚，目前的数学和计量方法为什么不足？然后可以像Lucas那样为了把理性预期模型化而自己学习所需要的数学或去向数学专业的学者请教，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数学方法可以用来构建结构的内生、异质和其变迁的模型。同样，用什么计量方法可以解决结构内生性和异质性的问题，当你在上述两个方面找到合适的方法时，实际上就开发出了一个“金矿”，你可能就像Lucas，Romer, Heckman, Hansen那样成为诺奖获得者。

我在开场的主旨演讲中讲过，自马歇尔创立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现代经经济学的主流以来有四个大的发展方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这场结构革命这四个发展方向都涉及到，和过去只涉及一个发展方向的贡献相比，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所提供的机遇当然是大多了。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个挑战，抓住这个机遇。在做研究的时候避免削足适履。也就是说，在观察到一个现象之后，应该先把握其本质、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并根据这个认识来构建模型，再进行检验。但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研究者看到一个现象，马上就用现有理论模型和机制来分析，这样模型也许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可能也经得起严谨的计量检验。那样做很可能失掉了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经常可以用许多不同 模型来解释，这些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我前面讲过，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你如果要改造好世界的话，决定因素必须对，作用机制也必须对。

我出了一本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在这本书里面我就一再强调，构建理论模型不仅模型的结果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而且，理论模型的机制必须就是产生现象的关键机制。只有一个理论模型中的机制真的是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关键机制，这样的理论才能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在理论建模是这样，在计量检验也是这样，所以杨同学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鼓励你，既然发现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瓶颈，那你就应该集中力量，来攻破这个瓶颈，而不是削足适履沿用经济学界惯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如果明知现在的建模或计量方法有局限，削足适履，仍然模仿、沿用原有的方法，那就等于放弃了挖金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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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个同学的问题也非常好。在回答前面杨冰云同学的问题时，我指出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个现象可以用许多理论来解释，到底哪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决定于理论模型中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是否就是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对待理论是这样，对待经验也是这样。我们在运用一个理论或经验时也要了解这个理论或经验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由此，来判断这个理论或经验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否是适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于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是因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有后来者优势。后来者优势不决定于一个经济体的总量有多大。例如，2000年时，我国的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8倍。如果后来者决定于经济总量，那照理说，2000年以后，我国济发展的速度会比80年代、90年代慢很多。国内学界经常认为经济总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前几天我还看到清华大学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说，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到跟美国同一水平，在3%左右。如果真这样，我们的人均GDP就永远赶不上美国了。但是，从1978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在9. 7%，但从2000年到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前的2008年，GDP的年均增速是10.7%，相比于1978-2000年反而提高了一个百分点。

前面的主旨演讲时也提到，很多人说我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模型的拐点，不再有机会把劳动力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水平高的制造业，中国没有人口红利了，所以我们国家的增长潜力降下来了。刘易斯拐点是建立在只有制造业和农业的两部门模型，但是，现实中制造业至少有几十个部门，并且资本越来越密集，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只要能够把劳动力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制造业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水平高的制造业部门，和把劳动力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农业配置到生产率水平高的制造业一样会有人口红利。

所以，在学习理论和外国经验时要把机制了解清楚，一个理论或经验是不是适用，要看这个理论或经验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不能简单照搬。这个原则在我写的一些书，包括《本体与常无》，还有最近出版的两本跟学生的对话《园丁集》、《解惑集》反复强调。

再回到你提的问题，学界、舆论界看到我们现在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0%，和日本在80年代的情形一样。日本的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当日本的GDP总量达到美国的70%时，它的人均GDP比美国高，将近为美国的1.3倍。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平均产业和技术水平。也就是说，在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70%的时候，它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平均产业技术水平是比美国高。在那种状况之下，日本已经没有后来者优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只能依靠自己发明。风险高、投入大，成功概率不高，所以日本的技术创新速度慢下来了，再加上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内的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使日本的经济陷入停滞。

可是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GDP达到美国的70%时，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生产力、产业、技术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和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的情形一样，所以后来者优势还很大。只要做好自己的事，用好这个优势，我国经济还有可能快速发展。所以我鼓励这位同学采用刚刚讲的方法思考问题。

我再强调一下做研究时最重要的是要把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想清楚，据此来构建模型，在学习理论时同样要把理论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了解清楚。这样的理论研究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学习理论时，同样要把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弄清楚才能正确地运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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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同样的，要了解任何问题，要先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过去我对国有企业作了不少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过去之所以被认为存在，是因为有预算的约束。过去的研究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产权的问题。但是，苏联东欧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还更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国有企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所在的行业资本过度密集，超过了我们的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所以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府对政策性亏损负有责任，在信息不对称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能够把经营性亏损和多拿多占所造成的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亏损，政府推卸不了责任的情况下就有了预算软约束，厂长经理也就没有积极性好好干。

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积累了很多，所以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我曾写过文章指出，我国现在的国有企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基本符合比较优势，比如钢铁行业，资本密集。在2000年以前，我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钢铁可能还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现在钢铁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规模经济很大，有国有企业，像宝钢，也有民营企业，像沙钢，在市场上充分竞争。

第二类，是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比如说电力、电信。过去，它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经济运行的需要，也必须投资。现在，这些产业固然还是资本很密集，但也基本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了，不过是自然垄断行业。

第三类，和国防军工有关，像航天、航空、大轮船等等。它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比较密集，还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为国防安全或经济安全需要有它。

抓大放小以后，现在国有企业基本上在这三类行业里。第一类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国有企业的表现不见得比民营企业差。比如宝钢，跟沙钢比，很难说沙钢的经营效率比宝钢高。因为这类国企在竞争市场，没有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厂长和经理有没有经营的能力，完全可以用它的利润率来看，经营好坏的信息是对称的，也就不会有道德风险，也不会有预算软约束，也就不需要给予保护补贴，或出现大家讲的国有企业挤占资本等等这些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书《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

对第二类，自然垄断行业。它也是盈利的。但要不要私有化？自然垄断行业重要的是要防止利用垄断地位索取过高的垄断利润。需要对企业进行监管，对其定价进行规制（regulation），到底是私有的时候容易监管、规制，还是国有的时候更容易监管、规制？实际上可以写一个理论模型，基本上可以证明，在国有的时候容易监管。因为，企业规模很大，私有化以后，会成为垄断寡头，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收买政府官员，以攫取更大的垄断利润，让监管和规制更为困难。就像苏联、东欧或是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它们所谓的寡头垄断的资本家，基本上都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里，事实证明那反而不容易监管和规制。所以，就第二类行业而言，国有可能比私有还好。当然，并不是说国有就没有问题了，还是要加强监管，只不过国有比私有更容易监管。

第三类，那些违反比较优势，但是国防或经济安全需要的国企。当然可以选择私有，比如美国的军工企业基本上都是私企，也可以选择国有，比如欧洲国家就都是国有企业。但是美国的军工私企，首先来讲效率不见得比欧洲国家的这些国有企业高，并且我想你们听过一个词叫做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美国的政治是受军工复合体绑架的，所以美国为什么老打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为国防安全而存在的军工民营企业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在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时，很多人容易沿着产权理论去分析，这是一般学界的研究方式。但是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如果你看过我在《本体与常无》，或是在最近出版的《讲习录》里的两本书，你就会了解，当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时，首先必须有“常无”的心态，直接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不要一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马上沿着现有的主流理论的框架来分析。虽然在主流理论框架下观察分析，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也可以提出很多改革建议，但是那样研究、那样改革的结果，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就像苏联、东欧，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但是预算约束还在，而且给的补贴还更多，并且造成了现在所谓的寡头垄断的问题，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垄断，而且干预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视角引进来，了解这个问题的内生性，才能做出更好的分析。

并且，在提出理论的时候，我主张这些理论必须经过“三检验”。如果一个理论真的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决定因素、关键机制，那么，这个理论的推论应该能通过历史纵向的检验，当代横向的检验，以及多现象综合的检验。

回到你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当然需要，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也需要，改革是永无止境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国企，按其所在行业的特性所可能存在的问题来看吗，不能一刀切。从你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你是在关心现实的问题，在关心现实的问题时，也表现出现在学界通行的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倾向，《本体与常无》以及《解惑集》、《园丁集》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改变拿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习惯，只有改变了这个习惯，才能抓住21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在中国辈出世纪的时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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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个问题也挺好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也有一系列的看法，并且郑洁博士后，也正在编写一本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书。那在这本书里对你提的问题有大量的分析。

首先来讲，生态目标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控制碳排放，为了改善环境，控制污染，也为了控制气候变暖的温度上升不至于超过一个可承受的界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碳排放的密度、污染的密度，实际上是跟产业结构有关的。在发展的早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能源使用少，排放少，到处是青山绿水；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以后，能源使用少，碳排放也少，环境会大量改善。中国目前所处的是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能量使用多，碳排放也多，环境污染的压力会比较大。

各个国家碳排放多，就会有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以，为了控制气候变暖，现在各个国家都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承诺，我国也做了承诺。但是怎样来完成这个承诺呢？就是加强监管，企业就会采用更绿色的技术。但是，采用绿色技术是有成本的。如果成本非常高，效率就低，资本积累就慢，产业升级就慢，提高收入水平，进入到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就会慢。

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监管必须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相关。按照比较优势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来发展，经济会发展得最快，而且，如果发展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正常经营就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率，企业按照监管的要求去执行的意愿就高；如果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落实监管要求的意愿会比较低。

所以，需要把环境和发展统筹起来考虑。首先，必须有发展，才有高质量，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为了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的确需要监管，但双碳目标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不是短期的目标，在2021年出现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很多地方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代价。

第三个，碳排放多少决定于企业所用的技术是绿色的技术还是传统污染高的技术。一般企业自己是不能发明新的绿色技术的，这种新的绿色技术，如果市场上有，而且成本足够低，企业当然会使用。由于我国有双碳目标，现在是制造业大国，我们有机会去发展新的绿色能源的技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技术发展了，成本能降下来，比如原来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很高，现在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比用煤炭发电的成本低，发电企业用太阳能来发电的积极性就会高。如果企业能发清洁的电，自然就不用发煤炭的电，这样我们碳排放也就可以比较少。所以政府除了制订和比较优势相配套的监管政策，也可以支持、鼓励绿色技术的研发，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发展起来有正外部性，因为其他企业可以用这种绿色的技术，双碳目标也就能够实现。并且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绿色技术可以成为我们的比较优势，可以出口，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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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是一个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好问题。理论模型里通常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划分，但在现实当中，属于劳动密集的产业或资本密集的产业可能成百上千。一个地区如果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它不能成百上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发展，因为这样每个产业的规模都非常小，就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相比于其他地方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并且达到规模经济，其产品就没有竞争力。比较优势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目前强调的是要素禀赋结构。但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上要有竞争力，还必须达到规模经济。因此，每个地方必须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当中只发展某些产业，实现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分工到底依靠什么呢？有很多因素，比如说过去具有相关的产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s），也可以靠政府的因势利导，一个地方过去可能没有相关产业，政府可以设立产业园或者加工出口区，在园区里鼓励发展某种产业，吸引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一起来投资，以达到规模经济，并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链。

作为智库的研究需要判断一个地方具体该发展什么产业比较好，新结构经济学在这方面根据一个地方现有产业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及产品的研发周期三个标准而将当地的产业划分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性五种产业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该地怎么发展产业，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至于做学术研究的话，主要的关注点会在于现有的产业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有几位老师和同学，沿着王勇教授2015年在JME上发表的那篇论文的思路，提出了匹配度指标（congruence index）。以此来衡量一个地方的产业是不是和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匹配。如果符合，效率会高，竞争力会强，如果不匹配，效率就会低。

做理论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当地的产业是不是符合比较优势，要是做智库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具体发展什么产业，以及如何发展。如果想发表学术论文则可以用匹配度指标来衡量当地的产业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想做智库研究，可以参考新结构经济学的五大产业的划分来分析一个地方现有的产业如何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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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想这个问题你已经了解了很多，而且研究的也是中规中矩。地区性的中小企业也要分类，按我国的统计分类中小企业的范畴非常广，雇佣的人数少于2000人的企业都属于中型企业。但是雇佣的人数接近2000人的话，其实就会有很多固定资产，而且可能有出口，那银行可以用的信息已经非常多了。从一个地区的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来讲，这样的企业其实已经是相当大的企业，并且，有可抵押的固定资产，和可以判断经营好坏的各种营收、成本会计信息等等，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当然愿意给它贷款。

我们说从大银行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通常是一些规模较小，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内部的会计也没有很完整的记录。这样的一些企业，通常大银行的分支机构认为它没有抵押品，并且存在信息不充分等问题，就不太愿意贷款给它。对这样的企业它的贷款基本是信用贷款，只能靠银行对这家企业老板的企业家人品、能力、内部管理、企业过去经营状况的认识，民营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由于它的经理跟它们接触比较多，并且层级少，因此比较容易对是否可以贷款做出判断，所以这些银行会比较适合对接这些小企业。所以你做的研究基本上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最适宜金融结构理论，即金融结构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生产结构、企业结构相匹配，你做的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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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说吉林在制造业没有比较优势？

王昱琪：根据就业的这个比重和产出比重而言，相较于一产和三产已经不具备那么强烈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比较优势不能根据比重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早期，80%的就业是在农业，不到10%的就业是在制造业，那你会判断这个国家当时制造业没有比较优势吗？所以这个标准首先用的就不准确。

实际上的，任何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都有的。既然都有，就都有比较优势。只不过，所在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所用的技术水平不一样。发展早期，资本非常少。土地资源非常多。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呢，土地密集型的产业是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但制造业有没有比较优势？当然有，只是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资本用的非常少，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规模经济也非常小。但总是一些制造业还是存在，所以，在这样的制造业有比较优势。那么服务业有没有比较优势？当然也有，只是服务业当时所用的资本也非常少，比如开一个饭店之类的，大部分是劳动力，这个市场系统中服务业有比较优势，但不是主导产业。因此比较优势与主导产业是不同的。

随着资本积累，因为农业里面所用的资本没那么多，劳动力也没那么多，那他就更多的会就进入到资本相对比原来的更多一点的制造业。它的规模经济比原来的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大，产品可以销售的市场比较大。慢慢地，制造业的就业的比重会增加。所以你的判断，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分析框架上，即认为吉林的制造业没有比较优势。

实际上，付才辉老师曾经做了研究，发表了一个《吉林报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吉林报告》认为吉林在五种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第一，吉林耕地比较多，农业是比较优势；

第二， 工资水平只有东南沿海的一半，用工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是有比较优势。辽源有一个东北袜园，现在是全国、全世界最大的袜业集群。它的产品可以销售到全国、全世界。证明吉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还是有比较优势；

第三， 依靠长白山和人参发展的康养旅游产业；

第四， 依靠长春一汽过去人力资本积累和国内的庞大市场，发展汽车和装备制造业；

第五， 发展国防军工有关的，卫星、光学，人力资本密集且有国家支持。可以发展这个产业，并且跟这个产业配套的，可能资本需要不要那么多，和国家战略性产业配套的这些产业。

吉林为什么发展不好？主要是因为长期采取赶超的策略，不是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在改革开放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后，东北仍然延续着这种思路，就是经常想去发展先进的资本、技术密集，在上海、深圳或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本地没有发展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赖政府的保护、补贴，造成大量的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导致制度环境不好。从历史来看，东北原来是共和国的长子，那时候是举全国的力量来帮东北发展重工业。现在东北仍然沿着这样的发展思路，但是，不再有全国的力量来帮助，那么当然就发展不好。所以，经济发展不好和制度环境不好，其实都内生于赶超的思路。反过来讲，如果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只手的作用，按照当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可以发展好。而且，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以干预市场的方式来保护补贴，政府的作用在于产业升级时给先行企业提供激励，并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使其成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那么，发展绩效和制度环境都会好。

在《吉林报告》所引发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东北那里只要放开市场，政府不干预，有好的制度，就能发展好经济，其实，这也不行。因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好，不仅仅是靠生产的要素成本低，还必须解决交易费用的问题，交易费用又和基础设施以及有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有关。东北袜园为什么能在辽源发展起来？这是由于2010年辽源矿产资源枯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呢？在原来的矿厂，有很多家属工厂，一般下井挖矿都是男人，而当地女性有不少在家属工厂生产简单的袜子。当时辽源市政府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当地矿厂附属的袜厂集中起来设立一个东北袜园，帮这些企业解决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的问题，同时积极招商引资，开拓市场。当时世界最大的袜业集群在浙江诸暨大唐镇，开始时，东北袜园和其形成分工，东北袜园生产附加值较低、较低档的耐寒棉袜，诸暨大唐生产较为高档的袜子。随着浙江工资上涨，诸暨大唐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东北袜园就承接了许多从诸暨大唐来的产业转移，形成了更大的规模经济，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产业也往更为高档产品的方向转型。

所以说，经济要发展，首先思路必须对，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并且，在有效市场中靠政府的因势利导将其发展成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学界现在看到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好，很容易马上就拿现有的理论来套，认为是制度问题、产权问题等等。其实应该先去了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作用机制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瓶颈又是什么？

现在的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的、理想的结构，没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有内生的不同结构的概念。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看中国的问题时必须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仍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跟发达国家有内生的结构差异性，而且，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也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也是内生的。从这样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其决定因素。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了解来构建理论模型，这样的理论模型对现象有更深的解释力，并且会有新的视角，可以提出新的理论，如此才能够帮助各位抓住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时代机遇。

最后，在主旨演讲时，我提到从马歇尔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有四个大方向：引进新的视角，或将外生变量内生化、同质变量异质化，或发展出新的数学建模或计量方法来处理新的视角、内生性和异质性的问题，一位经济学家如果能在这四个方向之一做出贡献，都可能成为大师，如果在这四个方向都能够做贡献，那肯定就是一位大师。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在这四个方向上都可以产生突破，欢迎各位一起来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