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7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夏令营主旨演讲后详细解答了营员的问题。以下为问答环节文字整理稿。

 

魏伟斌同学：老师好，我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荣誉实验班的魏伟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林老师。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尽管短期内依靠后来者优势再加上自主研发，国家还能够维持不低的经济增长，但我们知道，人口结构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请问林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国内的人口问题的呢？具体来说，吸取日本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与教训，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国对于家庭、孩子的特殊文化等观念。我们国家未来又应该如何解决人口生育率低这样一个问题？谢谢老师！

 

林老师：首先，很多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认为“你看发达国家像日本过去发展那么好，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它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2%，未来中国也会这样”。但是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就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情形。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强调要重视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实，人口老龄化最大的含义是什么？人口不增长，带来劳动力不增长。比如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19年降到只有 0.3%，很可能到2030年时，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力的增长率会是0。在前面的演讲中，我指出经济增长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是人口增长，劳动力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后，人口增长率这部分没有了，那就只能剩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人口老龄化不是没有影响，但是，前面的演讲中也已经指出，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角度来看，根据韩国、日本、德国的经验，我国到2035年以前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2036到本世纪中叶还有年均增长6%的潜力。

 

其次，就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而我们国家男性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退休年龄是55岁。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我们可以延长退休年龄，数量不就增加了吗？更何况，劳动力的影响有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质量的影响。质量怎么提高？要增加教育水平，就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增加教育的入学率等等。所以如果在这方面下功夫，即使数量不增加，质量提高，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再来说家庭文化，中国重视儿童教育，这是好事。如果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不重视教育；我们同样出现人口老龄化，我们重视子女的教育，那就代表子女的人力资本会提高得非常快，会比不重视教育的国家发展得好。所以，我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后虽然出生率下降，但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对我们经济增长是好的。

 

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我不是说它不是问题，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还那么大，不必因为老龄化就对未来感到悲观。

 

至于生育率低的问题，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养儿育女的机会成本高，而且，养子防老的必要性消失，生育率必然会降低。提高生育率需要从降低养儿育女的机会成本着手，例如，政府给予生育补贴、延长生育假等等，不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效果不会太显著。

 

邹矩伸同学：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邹矩伸，学的是金融学和数学。我想请教林老师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然后再把产业分成五大产业。我想问的是：我们怎么确定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怎么知道哪个时点的禀赋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再联系到美国卡中国脖子的情况，可能我们2018年之前觉得芯片产业可以直接引进，但是2018年之后美国突然制裁我们，我们可能意识到按照新结构的划分，它应该是战略产业，这好像是事后才发现的。所以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识别什么样的产业属于什么样类型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

 

林老师：我想这个问题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

 

首先，必须在理论层面把背后的道理想清楚。如果没有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问题的认识，可能就会像50年代、60年代的结构主义，认为先进的产业非常好，就去发展先进的产业。但是先进的产业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的，如果没有发展先进产业的要素禀赋，发展先进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代价很高，效果有限。也很可能像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那样只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当然有效的市场、运行良好的市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当然是好的，可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扭曲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把这些扭曲的内生性了解清楚，去消除掉，就会“好心干坏事”。像苏联、东欧只看到计划经济里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在有效的市场里政府不应该干预，就去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结果带来了经济的崩溃。所以在第一个层次——我们必须对各种现象背后的逻辑了解清楚。

 

新结构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知道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结构是内生的，知道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扭曲，这些扭曲也是有原因的、也是内生的。并且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内生的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存在，它的经济运行有很多方面也是内生的。所以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这是第一点，理论认识层面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好世界。怎么在实践上改造好世界？新结构经济学把中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分成5大类：

 

第一大类是什么？追赶型。发达国家有，我们也有，但是发达国家的一部机器设备卖500万美元，我们卖100万美元。为什么同样机器设备人家能卖我们的5倍？是因为人家的设备质量好。为什么质量好？因为生产所用的技术比我们好，所以我们还在追赶。这个很容易了解，你去企业一问“你生产的是什么东西”，“我生产的是机床。”你就问他“这个机床是全世界只有你在生产吗？”他说“没有啊德国也生产”，“德国卖多少钱？”“他卖500万美元”，“你卖多少钱？”“100万美元”，你问“为什么你不卖500万美元”“人家不买”，“为什么不买？”人家质量比我们好。”所以，哪些产业属于追赶型不难理解。

 

第二类是领先型的产业。这种产业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并且，市场前景还很广阔，像中国的家电产业。世界上没有电冰箱、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的家庭还有那么多，所以这个市场很大。怎么知道它在世界前沿呢？首先来看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有没有在生产？没有了，都给中国竞争掉了，真正生产家电产业现在大概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然后你就问这个企业，在哪些方面你卖的产品质量价格比韩国的有优越性，韩国在哪些地方比你好，有比你好的地方就要追赶。如果你已经都比韩国好了或在同一水平，怕印度、越南追赶上来，要维持领先就必须继续创新。我想只要有这个理论分析框架，到企业去看，问问企业就知道了嘛！当地方官员也可以知道吧？

 

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我们过去是世界工厂，非常有竞争力，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劳动力非常密集。现在劳动力工资越来越高，工资高了生产成本就高，生产成本高了以后，美国或者欧洲要买我们的产品就比较贵。越南也在生产，越南工资只有我们的1/4到1/2之间，人家生产这种东西比我们便宜。失掉比较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过去卖得很好，现在竞争力越来越低，那不就失掉比较优势了吗？失掉比较优势可以有两种应对办法：（1）转去生产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环节，就是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这是一部分。（2）至于加工那一部分，有一部分可以用机器换人，但是机器换人也有成本的，如果机器换人的成本太高，对企业来讲，另一种方式是转移到中西部工资比较低的地方，或是转移到海外工资比较低的地方。我想这个也很容易了解。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的产业。换道超车是因为最近出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码这种新经济为主要形态。它有一个特点——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12到18个月就是一个产品技术周期。它的研发固然要有资本投入，但大量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那么短的时间里用不了多少钱。发达国家是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发展，资本积累了两三百年了；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积累，我们的人均资本会比发达国家少。可是人力资本我们并不比发达国家少。人力资本来自两部分，一个是后天学习的教育，一个是先天的聪明才智。后天的教育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先天的聪明才智的分布是公平的，天才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可是在技术创新上面，重要的不是比例，是绝对量。就像买彩票，每张彩票中奖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买的彩票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高。我们因为人口多、天才多，我们有创新能力的人数量就多。所以在这种换道超车产业上，我们跟发达国家比是有优势的。这表现在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一直跟美国不相上下。对这样的产业，靠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但是创新也必须要有条件，比如必须有一些孵化基地，必须有风险资本等等。对那些已经出现了苗头的创新企业家提供生产基地，或者是让他和风险资本结合在一起。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做得非常好，深圳是一个例子，最近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合肥是一个例子。这个我想并不难理解。

 

最后一点，就是被卡脖子的问题，就是第五类战略性产业。这类产业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国防安全那部分，国防部当然知道。哪些武器设备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国防部会清楚。如果国防部长连哪种武器会影响到国防安全都不知道，也当不了国防部长了。对国防安全这部分，国防军工产业一直在跟踪世界前沿，它知道。经济安全方面在前面的演讲中我已经分析了，高科技产业要取得成功需要大量投入，成功后有多大的利润，决定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现在人均GDP约1万美元的国家，跟德国4万多美元、美国6万多美元相比，在有些先进产业上有差距。能够引进的时候引进好，当然引进可能就会碰到被卡脖子的问题，不过德国企业如果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它恨不得卖给我们，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市场，卖给我们会带来高盈利，不卖给我们可能变成低盈利，甚至亏损，就没能力继续投入研发以维持领先。所以即使美国的压力那么大，德国的默克尔总理也一再讲要维持和中国和好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市场对德国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前面讲不要把卡脖子这个概念泛化，真正可能卡中国脖子的国家实际上就只有美国。但是绝大多数技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有。美国的企业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可能不得已而为之，其他国家的企业不卖产品技术给中国去维持美国的霸权对它又没有好处。所以战略型产业里，要看这个产品看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来自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技术基本上我们能买得到，只有美国的可能买不到。如果买不到，我们就用举国体制来攻关，其他的我们则只要跟踪，培养做备胎的能力。有点像华为老总任正非说，华为对每个关键的设备和部件都在跟踪，都有备胎，但是只要能在国外买，又比较便宜，就从国外买。这样如果国外要断供，备胎能力已经培养了，很快就能够突破，就不会被卡脖子。

 

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让你对这个问题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有更清晰的认识，帮助你把问题背后的本质了解清楚，找出它的决定因素，做出正确的应对。

 

王旭同学：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王旭，对您和其他学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也有所了解。我心中最大的困惑是，我们怎样避免经济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在我的理解里，新结构经济学说要发展符合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说像西亚，他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采掘石油，可以靠采掘石油达到很高的人均GDP，也算是发挥了比较优势。但他们的教育、社会、文化都非常落后，社会上有人说他们陷入了资源诅咒。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产业是汽车而不是芯片，所以说汽车算是它一个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您认为日本是应该继续发展汽车这样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是说应该发展同样资本密集的芯片产业？西亚是否应该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谢谢老师！

 

林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知道全世界人均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王旭同学：俄罗斯吗？

 

林老师：是美国。美国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俄罗斯是第二。但美国有没有陷入资源诅咒呢？所以并不是说自然资源多就必然陷入资源诅咒。

 

怎样避免被陷入到资源诅咒，很重要的就是要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分析。经济发展要成功必须利用好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在早期资本必然少，比较优势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自然资源产品是比较优势，如果发挥了比较优势，可以创造很多利润，很多剩余嘛，资本就会增加了，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这时就应该去发展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从资源型的产业积累起来的资本给非资源型的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非自然资源的产业要发展，需要劳动力、技术、资本、基础设施。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发展早期劳动力一般也是丰富的、工资水平也是低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就应该利用从资源上面所带来的收益，给非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说教育。有相当多的美国著名的大学都是land-grant university，地都是美国政府拨给他们无偿使用的，美国政府也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其次，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基础设施都不好，这种状况之下就应该投资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成本，给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并且早期产业技术比较落后，这种状况之下，实际上也必须由国家来支持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美国在追赶英国的时候，都是针对从英国进口什么样的制造业产品，然后用汉密尔顿主张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能这样做，资源丰富的国家实际上会比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容易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自然资源，资本全部都是要靠自己的经济发展来积累，如果自然资源很多，开发需要成本，但开发出来的收益远比投入的成本高，所以自然资源的收益一般被称为rent（租）。租实际上是等于不劳而获嘛。自然资源的开发固然要成本，但是相对它的产值相当于不劳而获。自然资源的收益用来支持有比较优势的非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就可以发展得比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好。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由于人口很少，像1960年时阿联酋只有9万人、卡塔尔只有5万人、科威特只有26万人，难于发展制造业，就发展旅游业，像迪拜和多哈就是例子，另外，他们的社会福利一般很好。

 

当然，如果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把自然资源开发的收益用来支持非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而是利用资源产权一般属于国家，资源的开发需要政府的许可，使得资源成为寻租腐败猖獗的原因，那么，资源丰富就可能变成发展的诅咒，西非的尼日利亚就是例子，在1960年代发现石油之前，经济发展的不错，发现石油之后，官员寻租腐败猖獗，经济发展受到忽视，就是资源诅咒的例子。另外，钻石生产国博兹瓦纳政府治理很好，但是，没有把钻石的收益用来支持非资源产业的发展，也没有用于改进社会民生，人均GDP虽然很高，但是，社会发展指标很差。

 

所以，资源到底是诅咒还是祝福决定于对一个发展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如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的思路来制定发展政策，那么，资源丰富会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再者，日本是不是只发展汽车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芯片发源于美国，到了80年代被日本超越，美国就打压日本，这是造成日本芯片产业后来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产业现在采取的政策，很多人讲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或威胁美国的安全等，其实都是借口。有哪个国家快要赶过美国，美国就会对那个国家进行打压。去了解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日本芯片产业的衰败基本上是因为无力反抗美国打压造成的。但是，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按照比较优势，也要避免一个误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不是永远只停留在一个现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实，如果政府的因势利导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这个产业按照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有比较优势的，就像80-90年代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当时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中国是不是永远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不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积累了资本，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就会有比原来资本更密集、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涌现。这种新的产业还没有在市场里面出现或仅处于萌芽阶段，新结构经济学把它称为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就应该针对这种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帮助企业家解决发展上的瓶颈限制，使其发展成为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所以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不是说80年代劳动力密集在中国是比较优势，中国就永远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日本也不是只发展汽车产业，虽然在美国的打压下芯片的制造衰败了，但是，和芯片相关的光刻机、光刻胶等关键技术、设备、材料等日本在全世界仍然领先。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会知道比较优势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前面的演讲中谈到是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因为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有多少资本、劳动、土地是给定的。但是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禀赋结构变化了，比较优势也就跟着变化。怎么样才能够最快地改变比较优势？必须先最快速地改变要素禀赋结构。那怎么才能最快速地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最好是在每个时点上让符合比较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在政府因势利导的帮助下在国内外市场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进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等到积累了资本以后，现有的产业就会失掉比较优势，符合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就会涌现。

 

你学习努力，也读到过很多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这非常好。许多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是因为对新结构经济学一知半解，例如，以为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永远不变的。我希望你参加今年夏令营以后，能够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有清楚、准确的把握，避免社会上很多人对新结构经济学一知半解所产生的误解，并且，你就会发现沿着新结构经济学会有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并且，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牛梦琪同学：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牛梦琪。我看到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定义，我想问我们怎么去界定 “有为政府”，政府的政策引导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以及您说到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发展经济，对于一些政府能力太弱或者政体不稳定的非洲国家，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达到有为政府的状态？这是我的问题，谢谢老师。

 

林老师：非常好。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我想新结构经济学把这个边界划分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市场是会存在失灵的，必须由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市场才会有效。比如说，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先行者，先行者有外部性，会有市场失灵。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要软硬基础设施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首先普遍不好，而且新的产业经常要有金融、特殊的人力资本、特殊的基础设施的支持，这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会有市场失灵。在存在市场失灵时，如果政府不来帮忙解决那些问题，市场失灵就永远存在，产业升级就很难进行。所以我们讲“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如果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帮忙做，政府就变成不作为政府。

 

但是政府有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市场有效，经济能够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我前面已经谈到，这样经济能够发展得最好，能够快速积累资本，能够让要素禀赋结构快速变化，比较优势快速提升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经济可以发展得最快最好。让经济最快最好发展是政府有为的目的，所以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超过让市场有效的干预就成了乱为，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划分得非常的清楚的。

 

上述原则其实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只不过发达国家有为政府需要去克服的市场失灵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不一样。前面的演讲中提到有内生性的问题，市场失灵在什么地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失灵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例如，发达国家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现在是在世界的最前沿，都是领先型的产业。领先型的产业要技术创新产业继续升级，就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有两部分，一个是基础科研的突破，一个是根据基础科研的突破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家对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很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以后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基础科研的突破是一个公共产品，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大，突破了，是一篇属于公共知识的学术论文，企业家不愿意做。可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技术、新开发就变成无源了之水，基础科研就是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所以，发达国家就支持基础科研，它同样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我们学界很容易形成“美国做的就是对的”，因为美国做基础科研，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支持基础科研。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一般是相对完善的，顶多就是老旧，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则到处是瓶颈，同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一般全国基础设施都很差，政府又没有力量同时解决全国基础设施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设立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或者经济特区，在这些园区内把基础设施做好。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为政府可以采用的务实的办法，可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做这样的事情，学界就有很多人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发达国家也是适用的，但是，结构是内生的，扭曲是内生的，经济运行的道理也是内生的。各个国家都必须按自己国家所处阶段所遭遇的问题的特性来解决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问题。

 

再说非洲国家怎么做。比如说非洲政府的能力很低，那谁去改变政府能力？派美国人、派英国人去当它们国家领导人，当部长，这样能把政府能力提高吗？提高要多长的时间，3年、5年、10年、20年？但是，有那么多年轻劳动者要就业，他们能够等到政府把能力提高再发展经济吗？这是第一点。再者，看到政府能力低，改变政府能力理论上很有说服力，其实就像50年代的时候，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低，是因为发展的产业是传统农业，没有现代制造业，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现在谈政府能力，其实无非就是把先进的制造业变成政府能力这个词。

 

政府能力怎么来的？剑桥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韩国学者张夏准(Ha-Joon Chang)，他的很多书比如Kicking Away the Ladder等等我建议你们看，他在那本书里面谈到70年代的时候，世界银行给韩国一笔赠款，送韩国的政府官员到巴基斯坦去培训怎样治理国家。从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韩国的政府能力不如巴基斯坦，所以才会给钱送韩国的政府官员到巴基斯坦去培训。但是现在谁发展好？韩国发展好。为什么？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好，比如说早期要发展的普遍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这种技术其实很简单，企业家、工人要学习都很容易，如果真没有，可以招商引资。再来，开始时基础设施很差，如果要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改善好，需要很多资源，需要很多执行能力，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情形怎么样？营商环境从发达国家来看是不好的，法律也没有发达国家完备。那是不是要等到像发达国家那样，把政府官员的能力、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都完备了，再发展经济？不用！

 

实际上韩国所用的和中国政府所用的完全一样，都是一把手工程。韩国在朴正熙时代怎么发展经济？朴正熙每个月把主要的企业家都召集起来，说韩国要发展经济，必须把产业发展起来，发展产业需要进口机器设备，要有外汇，但是外汇短缺，所以，发展的产业必须能够出口创汇，就要三星、大宇、 LG等公司的老板找发展出口创汇型的产业，谁能够出口创汇就支持谁发展，当时银行都是国有的，就贷款给谁。能出口创汇的产业一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世纪50、60年代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劳动力多、价格便宜，在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就把韩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发展起来，跟中国80年代、90年代一样。随着劳动密集产业发展，资本积累，工资水平上升，逐渐丧失比较优势，资本更密集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就开始发展造船业，发展汽车产业，同样必须满足能出口的标准，新的能出口的一定也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一把手工程是韩国在政府能力很低、发展条件很差时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成功也是同样以一把手工程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我相信在任何国家的发展早期，不管基础设施多差，政府官员的整体水平多低，政府领导人都有能力使用一把手工程这种治理方式，用工业园、加工出口区，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把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就是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能这样，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能发展起来，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更多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来发展资本更密集、技术更先进、需要更多基础设施和执行能力的产业。

 

非洲国家也可以这样。在埃塞俄比亚2010年以前，没有现代化制造业的产品出口，同样是一把手工程，同样是用招商引资和加工出区工业园区的方式，在2011年时把中国东莞厚街制鞋业集群中最大的华坚企业招去，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这家企业就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一年就让埃塞俄比亚皮革产业的出口翻了一番还多。

 

现在的理论界通常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达国家什么能做得好、什么在发达国家重要的”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做不好，然后就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按照发达国家能做好的去做，以及认为在发达国家重要的在发展中国家也重要。当然，一个国家有很高的政府能力很好，但是怎么提高政府能力？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政府官员送到肯尼迪学院去培训半年、一年，政府能力就提高了吗？不行的。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现在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自己什么东西能做好，也就是它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经济中，靠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的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重要的。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任何国家包括非洲那些国家都能够把经济发展好。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理论和现有的主流分析范式和理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李琼瑶同学：老师同学们好，我是李琼瑶，来自北大经院经济学专业。我的问题是关于政府在分配制度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要素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内生性的，但政府在其中也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比如说在中国，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公有制，它可能为后来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出让的收入来实现地方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可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它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经济效率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然后在另外一些没有政府参与的行业，比如说互联网平台经济，它的分配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由于它的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容易形成垄断。这些大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实现了垄断之后，可能会利用它的资本优势对其他的行业进行类似于降维的打击。这种发展通常我们讲，在市场中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收入的公平，包括可能会使我们的收入差距变大。那这种收入差距变大对我们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对我们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在分配制度方面起到的作用，能够对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和平等两方面进行权衡，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林老师：这是个好问题，增长是我们要的，改善收入分配也是我们要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快速发展中同时实现改善收入分配的“鱼与熊掌得兼”的办法？也就是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办法。过去我们国家的发展思路是“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第一次分配的时候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之后，二次分配的时候再重视公平。新结构经济学则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在一次分配的时候，要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然后在二次分配的时候，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由发展照顾到的人群。为什么我反对“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种传统说法？因为讲一次分配重视效率的时候潜台词是什么，什么是有效率呢？一般认为是发展资本技术很密集的先进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过去对效率的看法大概是这样。你是经院的学生，回去问经院的同学，是不是大部分的同学把效率和技术水平联系在一起，即认为越高的技术水平是越有效率的。

 

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经济能不能发展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如果技术水平很高，但违反比较优势，生产成本会很高，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只有保护补贴才能存在，保护补贴就会导致很多扭曲，带来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而且，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能参加就业的人非常少，这种发展就不是包容的。经济当中会有些鳏寡孤独废疾者，有一些弱势群体需要照顾，但是，经济发展不好，政府的财政就少了，政府有限的钱被用去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剩下可以用来照顾鳏寡孤独的资源就很少，所以这些弱势群体也就得不到照顾。

 

那么怎样才能够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这样发展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会低，在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后，很容易就会有竞争力，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可以积累资本，经济可以不断升级。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早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密集的，可以让劳动力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并且，在发展早期，劳动力多，工资水平很低，资本少，资本价格非常高，所以，那些资本家可以有很大的受益。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会积累得非常快，资本逐渐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上涨的速度会非常快，资本的相对价格不断在下降。在这种状况下，收入分配就有利于这些拥有劳动力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人。

 

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仅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而且收入分配能够不断完善。我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曾经对这个假说做了检验，非常显著，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收入分配都比较好。在国内也有很多检验，90年代的时候，有不少学生用国内数据做检验，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地区，收入分配是改善的，违反比较优势的地区分配差距是扩大的。也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又能够包容，并且公平。在这种过程当中，一些老人、弱势群体、鳏寡孤独者，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周期波动，临时失业的人，政府会有更大的能力去照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好，财政收入多，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政府不用保护补贴，所以，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就高。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的视角，这些视角能够得出很多跟现在主流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同的视角，那些视角都可以写成新的理论，也可以有新的实证检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写论文、对理论发展做贡献，还能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我国政府原来的提法是“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我很高兴在第十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我国政府正式把它改成“一次分配重视公平与效率，二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这实际上是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就像我们过去只讲市场或讲政府的作用，最近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同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概念。

 

最后，关于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太大了，赢者通吃，形成垄断不利于发展时，就应该有规制，但是不能因为发展大了会有垄断，就不允许发展。关于土地分配的问题，如果政府有能力实行土地改革，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会有帮助，实际上东亚的台湾、日本和韩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这样的土改，跟我们在50年代推行的土地改革大同小异，只是我们更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他们没有，但他们也同样把地主的土地经过政府政策，比如在台湾在老将时推行375减租，到后来的“耕者有其田”，政府把地主的地买过来，分配给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日本则在美军占领时、韩国则在韩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推行了土改。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实行土改会有困难，勉强推行可能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无论怎么样，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就是：政府根据现在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好，包括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有能力推行土地改革，当然推行土地改革好，如果政府没有能力，不能推行土地改革，同样是可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有土地改革的国家有可能会比没有土地改革的国家发展更快一点，不过就像回答前面一个同学关于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发展得比资源少的国家更好，资源少的国家虽然没有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么有利的条件，但是只要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样可以发展得相当不错。

 

所以，关于分配制度的问题，总的来讲，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是现在有什么，根据现在有的什么能做好，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只手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这样就能够在一次分配中提高效率并改善收入分配，再在二次分配时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帮助。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现垄断，那么，就先让这样的产业发展，到了出现垄断时，再来解决垄断的问题。

 

曾佳敏同学：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金融学专业的曾佳敏，我也很有幸来自新结构经济学联盟的成员，我之前已经听过您很多次的讲座了，您常常跟我们说，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需要秉持“常无”的心态，要回到现象的本质，要实事求是，我们需要警惕想当然地依据现有的理论去对号入座。我是非常赞同您的观点的，我也认为这个是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闪光点之一。新结构经济学也因此不仅是一门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它有更深层次的哲学内涵，这一套方法论不仅可以帮我们认识和解释很多经济学的现象，更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同时，我也是有一些困惑，因为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所学的无论是经济学知识也好，金融学知识也好，包括还有其他的法学、文学等等各种知识，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我推导问题论证的逻辑。我的困惑点就在于，那到底什么样的逻辑才是真正的“常无”，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有”，什么才是“无”呢？我应该依据怎样的逻辑来分析问题，避免落入之前我所说的那样的陷阱？您在秉持这样的“常无”之心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分享？

 

林老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特别高兴你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学习，从“术”进入到“道”的学习，而“道”的学习甚至比“术”的学习更为重要。只有“道”对了，“术”才能够载“道”。如果“道”错了，不管“术”多好，可能是在害“道”伤“道”。所以你能够在学习新结构经济学时，已经深入到对“道”的学习和思考，我特别高兴。

 

我在强调“常无”的时候，也强调对“道”的本体的“常有”。为此，出版了《本体与常无》的方法论的书。我强调的“常无”是在做研究时，不要用现有的理论或是过去的经验去看世界，应该从真实世界现象本身去了解其背后的因果逻辑。那怎样了解真实世界的现象呢？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道”也就是经济学的“本体”，就是认为决策者在做决策时，总是在可选择的范围之内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这就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这种理性人假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变的“道”，是在观察任何经济现象时必须坚持的出发点。现在热门的行为经济学等，并不否定理性人假说，只是，有些理论把决策者认为拥有完全充分的信息和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但是，现实世界的决策者会受到知识、信息、分析能力、经验等等的影响，所以行为经济学里就发现有“羊群效应”等，大家看到哪个股票许多人买，就跟着去买。但是仔细想想，股票投资者对各个上市公司的情况、经济的周期波动等等并不完全了解，在这些信息不充分的状况之下，随大流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当然可能将来会有市场波动，出现大的调整而受到损失，但是在做决策的时间点上，随大流可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所以，行为经济学根据真实世界的现象总结出来的行为的表现同样是决策者在可选择的范围之内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所以在分析问题时，最重要的就要秉持理性人假说，这是经济学不变的“本体”之“道”。你问的问题则是：秉持了理性人假说的本体之道以后，怎么以“常无”的心态来认识世界，了解背后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分析三归纳”的办法，一分析指的是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谁是决策者。比如我们讲经济增长。它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后在这个现象当中谁是最关键的决策者，决策者是一个理性的人，为了实现所要达到的的目标到底有多大的选择范围？这取决于预算约束或收入约束。在这个可能范围内，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哪个是最好的？可选择的方式可能很多，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开私人飞机去，可以搭飞机去，搭飞机的时候可以有头等舱、公务舱、经济舱，也可以坐高铁去，也可以坐绿皮火车去，也可以坐汽车去，开小车去，或是走路去，这些都是可选择的方式。在可选择的方式中，比如说私人飞机，对多数人是在预算范围之外，到上海去应该选择什么方式去就决定于决策者的收入水平。收入高的可能坐公务舱，收入水平低的可能就坐经济舱，如果再低一点，可能等有低价票的时候再去。除了收入水平之外，也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约束，例如，到上海去旅途上需要有多少时间，去的目的若是开会，会议在哪一天，哪种方式让决策者可以按时到达？必须在这些约束条件所决定的可能的选择范围里，根据他的目的选择最好的方式。

 

在认识世界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决策者的最佳选择，这就是“一分析”。把根据“一分析”所揭示的决策者作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和因果机制阐述出来，就是一个理论模型。怎么有信心这个理论模型是真正解释了这个现象？可以进行三个检验：一是，历史纵向检验，存在这个决定因素和因果机制时，这个现象才出现，之前没有。二是，当代横向检验，存在这个决定因素和机制的国家和地区才有这个现象，在没有这个决定因素和机制的国家或地区不存在这个现象。三是，任何理论都可以做很多推论，如果这个理论模型真正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些推论都应该伴随所要解释的现象同时存在。如果能够通过这三个检验，那就代表真正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性因素，就可以有信心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

 

如果开始的时候，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和决策者认识不太清楚则可以使用三归纳的方法，看看这个现象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出现，为什么之前现在没有，谁在做决策，决定因素是什么。其次，这个现象在哪些国家有，在哪些国家没有？可以去比较这些国家的异同，归纳出是不是有关键的决定因素。每个国家在同一个时代里应该同时会有很多现象存在，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用这种历史纵向归纳、当代横向归纳、多现象综合归纳完了以后，应该就会对现象的本质、决策者、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关键的机制有所认识。等到有这样认识后，再把它背后的因果逻辑写出来，就成了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

 

上述坚持理性人假说的“本体”并以“常无”的心态来认识世界的方法其实也必须应用在学习上。我们现在读了很多各种学派的理论，在解释我国的现象时听起来都很有道理，那些理论是不是真正解释了发生在我国的现象？我们同样用这种“一分析三检验”的方式，来检验学到的理论是否可以经得起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检验，如果不能，那就代表这个理论不是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根本道理。我们必须用这种有批判性的思维来学习，才能“役理论而不役于理论”，不会因为这些论文是发表了，或是这些理论在世界上非常盛行就是接受了。

 

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是我常用的例子。盛行的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没效率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不是最终剩余所有者，既然不是最终剩余所有者，激励就不充分，而且它是国有，亏本了 国家必须补贴，就会有预算软约束。这些理论好像逻辑很研究、跟我国的现象也很符合，很有说服力，所以大家都接受。可是，苏联、东欧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根据这些理论效率应该提高，预算软约束应该不复存在，实际上，私有化以后却是效率没有提高，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还更厉害，所以，经不起历史纵向的检验。同时，从当代横向来看，美国的国防军工产业，都是私营的，但同样有预算软约束。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报道，比如说开发新一代的战斗机，开始的时候这些企业给国防部报，给20亿美元就可以把新一代的战斗机开发出来，但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可能发200亿美元都开发不出来，都是钓鱼工程，钓鱼工程不就是预算软约束嘛，也就是产权理论也经不起当代横向的检验。所以，把转型前后的经验做比较，把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和我们同类型的企业做比较，发现这些企业的效率低下似乎跟产权没关。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要自己去了解这个现象有没有更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比较上述有预算软约束、经营不好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有政策性负担。在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资本太密集、太先进了，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自生能力，就要给它保护补贴。美国的国防军工产业同样是资本太密集，超过美国的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企业同样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要保护补贴。所以，保护补贴实际上是内生于政府要发展上述超过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所形成的“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的时候，到底是国有比较有效率还是私有比较有效率？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可能更高，因为，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寻租所得如果作为个人收入是贪污，抓到会被判刑，私人企业无此顾虑，寻租所得作为收入是天经地义。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同时可以做检验。实际上苏联、东欧转型以后，那些对国防安全、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企业私有化以后，实际上得到了更多保护补贴，符合上述的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那些私营的军工企业得到保护补贴非常多，并不比我国的国有企业少。根据上述观察和思考，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当有政策性负担的时候，国家直接拥有这个产业，实际上是有利于减少寻租。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要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就必须一方面秉持经济学的本体——理性人假说；同时，以不抱有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的“常无”像初生婴儿的眼睛那样来观察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背后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关键机制。如果一开始就有能力认识现象的本质，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逾越的限制，在这些条件下可选择的方案是什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把这样的选择机制写出来，就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然后用“三检验”——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多现象综合来检验上述提出的解释是不是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如果一开始时尚不具备认识现象的本质和决策者的能力，那就是用三归纳的方法。历史纵向归纳：这个现象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前出现后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发生变化；当代横向归纳：在同一时代里，这个现象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有这个现象的国家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的国家的特点又是什么？多现象综合归纳：在发生某一现象的国家必然会伴随诸多其他现象，这些现象是否有一些共同的决定因素。经由这三个归纳方法，找出决定因素和关键逻辑以后，再用一分析来构建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多用这种方式来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以及来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培养出来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每次看真实世界的现象时，能够直接抓住它的本质，找出它的决定因素，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再用三检验来确定提出的理论是真正揭示了现象发生的关键因果逻辑。

 

按上述建议的秉持理性人的“本体”用“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的方法，“学而时习之”就能“熟能生巧”，你就会有能力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为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在你年富力强风发正茂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你就能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你也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新一代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