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演讲人：文一（美联储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教授）

题目：国家与工业革命——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欧洲崛起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东欧改革会失败？印度经济为何一直无法超越中国？针对上述问题，文一教授从人类经济和政治历史演化的角度，探索了欧洲国家国民财富起源的秘密，并由此阐释了工业革命的一般因果规律，和后发国家应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赶发达国家。

 

新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认为，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是一国经济能否增长，是工业化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原因。文一教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驳。

 

文一教授指出，这个理论与过去500多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严重不符，也与当今人类实践不符。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当年都不是靠“民主、自由、法制”和与人类几千年私有制截然不同的“私有产权保护”引爆工业革命的。相反，二战以后凡照搬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因此，文一教授认为，重新揭示欧洲列强当年工业化的秘密与规律，对于纪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重建当代经济学理论以指导那些希望实现工业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

 

文一教授指出，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新初期的15-16世纪，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的延续不断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获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国家荡涤成为20多个强悍国家。

 

欧洲国家的贸易优势建立在其军事优势之上，而其军事优势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在14世纪期间，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来优胜劣汰，大概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至少发生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整个16世纪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处于和平时期，而整个17世纪的和平时期只有4年。换句话说，从1500到1700年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白热化的战争需求，早在15世纪40年代，法国一个国家就需要消耗2万磅火药，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数字翻了25倍，达到50万磅。1600年，西班牙全国军队已经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人口2.5%。1700年法国陆军的总规模达到4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2.1%。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得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够与整个欧洲匹敌和从事全球殖民扩张。然而清朝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思维、财政和国家能力。

 

为了长期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欧洲国家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税收体系于是发生了转变，从临时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为了不断提高财税收入，欧洲各国皇室纷纷走上了商业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需要动用军队和特许公司，以及民间私人武装和海盗集团来辅佐，以开辟和垄断地区与全球贸易并不断发掘新航线。这诱导欧洲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重商主义”道路，发现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维持这个巨大加速器的运转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非洲的奴隶，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并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

 

由于对战争和殖民地开拓的投入，财政税收在1700年代纪初的英国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9%，而且在1820年上升为23%。政府赤字占国民总收入之比常常超过100%甚至200%多。相比之下，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称为“榨取性”制度的大清王朝的每年平均财政税收在整个18和19世纪一直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左右。

 

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 才精辟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示，欧洲列强包括大英帝国崛起的秘密根本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所鼓吹的民主、人权、契约精神、产权保护、自由贸易。正如著名美国经济史学家Mokyr指出的那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其实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及更早之前，产权保护并不比中世纪封建农业社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他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而且工业革命在私人财产过于安全的法国拖延了几十年：因为“在法国，有利可图的灌溉项目无法开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议会——可以践踏那些反对派地主们的权益：圈占他们的土地，或在他们的土地上建设煤矿和公路。”(Robert Allen, 2009, p.5)

 

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如今发达国家看到的法律规则（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竞争法、遗产继承法、税法、土地法、知识产权法、金融审计与披露法等等）要么根本不存在，或者很不完善，即使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对于很多欧洲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早期完成或接近完成各自的第二次工业化革命时，对于一系列法律的实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欧洲崛起的秘密不是法制，不是民主，不是私有产权保护，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战争，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然后依托国家的力量（如皇家海军、皇家特许公司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巨大的世界市场（包括奴隶劳动力、小商品、金融和原材料市场），最终引依靠这个世界市场引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实现产业升级。他们都是在占领技术优势和巨大产能过剩的时候，才积极推行自由贸易。颁布知识产权不过是为了捍卫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垄断利润，巩固自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普选民主”制度是工业化末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当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倒逼的结果，而不是欧洲列强崛起的原因。所有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变都是工业化过程倒逼的产物。

 

文一教授指出，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体现为无力规模化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工业革命的特点恰好是规模化大生产。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统一的大市场才能盈利和自负盈亏。而市场本身十个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创造。比如市场得以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这三个条件都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因此，市场本身是个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才能创造。正是创造市场的高昂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普选民主制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私有产权和私有土地保护制度胜过同时代的欧洲，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却做到了这一点。

 

从国家和工业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文一教授还分析了任何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在开启自身工业革命革命（或复制欧洲工业革命）时必须遵循的经济学规律，即国家创造市场所必须遵循的“胚胎发育”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虽然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关键贡献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依托于这个国家能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才能在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原则下，按照比较优势和市场的“胚胎发育”原理突飞猛进，成功实现经济与工业技术的追赶与赶超。中国的这些成就与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的非洲、拉美、东欧以及中亚和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和反差，因此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搞经济改革，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密，创造了和平崛起（而不是殖民战争崛起）的新模式，即通过独立和建国获得国家能力与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继而进一步利用国际市场从乡镇企业起飞，到轻工业革命，再到工业“三位一体”繁荣，一直到引爆重工业革命，不断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而苏联和东欧改革首先就废除了国家能力，并违背市场创造的“胚胎发育”原理与程序，使得经济改革与发展失败。而印度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建国”大业，创造市场这个基本公共品的能力一直很差，所以比不过中国，无论其金融制度、土地私有制度与全民选举制度如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崛起还面临国内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与压力，包括贸易战、进一步产业升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等难题。但是按照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历史地位，实现农业现代化应该是重中之重。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意味着必须让由此挤出的亿万农民就地实现城镇化，意味着就地扩大服务业和就地吸引现代化工商企业，意味着新一轮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吸引全球资金来到中国乡镇和三、四线城市参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城市化过程。只要抓好了农业现代化这个钢，就能够纲举目张，从容应付新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包括一系列国际话语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