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王歆首先发表了题为“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的报告。王老师首先阐述了发展战略、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以及卢卡斯之谜、分配之谜的定义。她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对资本流动的重要影响：在劳动力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若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经济发展的同时吸引资本流入；若实施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如二战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则会扭曲要素市场与经济结构，压低资本价格，同时由于总收入减少导致基础设施供给下降，降低资本回报，导致资本流出。她指出该模型的主要创新在于对政府作用的刻画，一方面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生产函数；同时政府通过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即支持某些行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生产补贴、选择性地进行信贷配给、控制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数量等——改变经济结构。王老师接下来简要展示了针对该理论预测开展的实证研究，着重探讨了如何在实证研究中度量因政府偏好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产生的经济结构扭曲。

接下来，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夏天发表题为“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的报告。他强调生产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合作的效果。他首先指出以往研究的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增长效应不明显，那么引入更大的贸易量时，其福利增长效应会被放大吗？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夏老师将中间品引入生产结构，探究加入中间品是否会导致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增加，以及增加中间品贸易是否可观测到与最终产品有同样的性质。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他发现生产结构不包含中间品时，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增加为稳态消费的0.02%，加入中间品后，合作的福利增加，最大可放大到1%。其次，中间品市场开放时，合作福利将降低，最终产品市场开放时，合作福利将提升；此外，福利增加效应主要来自于成本推动冲击，而非技术冲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刘政文发表了题为“Exit Friction, Firm Selection and Trade Reform”的报告，讨论了企业退出市场的摩擦与经济总体效率、贸易开放的关联。她发现当退出摩擦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大时，无效率的大企业不退出市场，而有效率的企业无法增加规模达到市场最优。因此导致市场无法自发选择出最有效的企业，均衡中企业规模与生产力的关联变低，且一国在贸易开放中国内总体生产力的提高变小。

接下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徐铭梽发表题为“Accounting for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报告，他首先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分别介绍了影响产品优势的因素，供给层面主要来自于生产力、产品质量、产品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需求层面则主要来自于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偏好。随后，他将该方法分别运用到国际视角和中国框架下。经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一）在国际框架下，供给要素可以解释全球贸易的45%，需求要素则可以解释另外30%。供给要素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起关键作用。（二）运用2005-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作者发现我国各地区的出口优势显现异质性：沿海地区比如江浙沪及广东靠供给要素驱使的出口优势明显，而内陆比如东北地区则主要是需求因素驱使。最后，徐老师指出文章的现实意义，以期对产业政策有借鉴意义。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姜超发表题为“进口贸易与创新研发的研究”的报告。她指出，中国目前在对外贸易转换的关键时期，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依托于新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叠加。她的文章探索了进口贸易能否推动一国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促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更接近于生产环节，进而推动创新。通过选取2001年-2017年124个国家样本数据，她的研究发现：进口贸易会扩大国家间创新研发差距，中间品对于差距的贡献程度相对来说最大。其次，要素密集度可作为进口贸易扩大国家间创新研发差距的中介变量。此外，进口贸易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产业间存在差异性，发达国家影响程度较大，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进口引致创新差距较大。

在专场最后，王歆和徐铭梽老师共同主持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讨论、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充分交流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展研究的心得，并就如何促进合作研究、扩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网络以及共同开展学术活动等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通讯员：岳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