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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养

NSE学术|新结构经济学模块A:宏观与增长

2019-09-09

8月12-14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教学研究师资培训研讨班暨招聘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在13日下午、14日上午举行的“宏观与增长”分论坛上,多位学者以论文展示的形式介绍了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成果。

 

8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首先以《禀赋结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为题做报告。王勇首先重点介绍一篇题为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论文(与鞠建东、林毅夫合作,2015年发表于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该文首先根据美国和跨国制造业数据总结出四个关于产业升级的特征事实,然后构建了一个多产业的增长模型来解释这些事实,模型刻画了“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禀赋结构提升内生驱动产业升级”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强调的是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基础模型。随后王勇结合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与林毅夫合作,2019年发表于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这篇论文进一步介绍自己在禀赋结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系列后续研究。王勇还简要介绍了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垂直结构”特征的一个研究。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轨博士后汤学敏在题为《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的报告中,介绍了与王勇合作的论文,该研究在JME2015模型基础上引入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最优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它与技能溢价、产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技能溢价决定于由禀赋结构内生出来的产业结构,且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与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此外,人力资本也要与物质资本的积累相匹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轨博士后朱兰报告了一篇与王勇合作的学术论文。该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从行为选择、影响机制、异质性三方面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转型升级方式的影响。通过对广东省20个地级市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大中小全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人工成本上升显著倒逼制造业企业“机器换人”,但并不会显著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与服务转型的概率;其二,要素成本动态调整是倒逼企业“机器换人”的根本因素,这一倒逼机制在考虑了企业出于扩大市场规模和产品质量的主动升级动机的基础上依旧成立。在人工成本上升时,净利润率越高、融资约束越宽松的企业“机器换人”的概率越高;其三,考虑企业、行业和地区异质性,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低、所处行业符合地区比较优势、处于产业链中下游行业和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较低收入地区的企业,人工成本倒逼企业“机器换人”的机制更显著。这些实证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要素禀赋与产业升级理论的主要结论。

 

 

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朱礼军在题为《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Factor Shares》(与Michele Boldrin、王勇合作)的论文,在梳理了相关宏观典型事实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模型,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新一代的资本如何被创造出来,资本如何替代劳动,经济如何增长,如何产生内生的经济波动,劳动收入报酬占GDP比重又如何随经济周期而波动。该模型与JME2015新结构经济学模型的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后者假定资本是同质的,且所有技术都已经存在,所以是禀赋结构推动的技术选择模型,而前者假定不同代的资本是异质的,而且需要通过创新出新一代资本才能实现技术进步,而包含新技术的新代资本比包含旧技术的旧代资本更能节省单位劳动投入,是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

 

 

在8月14日上午举行的“宏观与增长”主题分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江深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李欣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夏俊杰依次以论文报告的形式,展示了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宏观与增长”子领域的研究成果。刚刚入站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轨博士后朱欢与张瀚元分别报告了自己博士后期间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计划。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江深哲报告了一篇与林毅夫、汪玲合作的研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宏观财政政策。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帮助工业部门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转型。江深哲进一步解释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展事实是实现工业化,也就是实现从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农业部门不同,工业部门对基础设施需求更大,包括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但大量文献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存在摩擦,这使得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受到阻碍。因此,在发展初期,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能降低工业部门的成本,还可以变相缓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速度过慢造成的多种约束条件,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转型升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轨博士后李欣泽汇报了一篇与王勇、樊仲琛合作的论文。该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在产业层面对资本密集度和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探究经济体内部禀赋结构驱动产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接近经济体禀赋结构,就越符合比较优势,创新产生的新技术也越有利可图,进而会让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活动。这体现为产业的专利份额和相对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呈倒U形关系。该文使用了一个理论模型综合分析了当禀赋结构和技术外溢两种因素共存时对产业创新的影响。产业技术距离世界前沿越远,越能享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溢,但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仍然不会有较快的技术进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夏俊杰做了题为《网络结构、金融摩擦视角下的宏观研究》的报告。夏俊杰首先分享了一篇与Vincenzo Quadrini等人合写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存在垂直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民营企业则集中在下游行业。上下游企业间存在一个“贸易信贷”传导机制,也即上游企业通过应收账款的方式向下游企业提供“贸易信贷”。夏俊杰认为,“贸易信贷”机制下,对上游企业的信贷宽松有利于降低下游企业金融约束。同时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投资拉动的经济体,上下游垂直结构和贸易信贷机制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中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最后,夏俊杰把产业间网络结构引申到另一篇与Emily Nix等人合写的文章。该文章提供实证证据指出,在国有企业集中度的产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同时,与该行业紧密相关的下游行业,也会获得正面的外部性影响。因此他认为,在特定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快放开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件好事。

 

 

随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朱欢、张瀚元介绍了他们的博士后研究计划。朱欢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对环境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是不同的,总体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是内生、随时间变化的,其背后反应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其次,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不同的,主导产业遵循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而变动。除了最优的产业结构之外,人力资本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政府治理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等都应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内生变化,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的不同生产部门的污染特性也是不同的,朱欢表示,后续将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就最优环境结构和环境规制进行研究。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张瀚元介绍了贸易、创新与产业升级相关的研究框架。张瀚元认为,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间、产业内以及企业内的资源配置三种方式,推动资本积累加速,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瀚元表示后续将在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将进一步完善静态模型,建立动态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技术前沿差距不同时,贸易开放对产业升级及长期增长的影响。

 

 

《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副主编刘霞辉参加了这个专场,并应邀做了点评发言,张社长介绍了《经济研究》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并表达了杂志社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要加强合作的愿望。刘主编分享了他对宏观与增长问题的思考,并对新结构经济学在这些领域的进展给予了积极评价,表示非常支持新结构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本土问题并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所作的本土化、规范化与国际化的学术努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研究副院长王勇在最后的总结发言时强调,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首先强调的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以及由此内生出来的最优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空间结构、环境结构、政府治理结构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各种扭曲与摩擦,讨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最后王勇还表示,希望在新结构经济学“宏观与增长”研究领域,与业内专家学者展开合作,通过论文成书出版、数据收集合作、定期整理文献综述以及教科书撰写等多种合作方式,共同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通讯员:魏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