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淑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各位同仁：

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和教学新结构经济学的体会。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是经济学外行，来到这个地方讲我觉得不太合适，有“鲁班门前耍斧头”的感觉。但是，接到林老师的邀请，我觉得很荣幸，对我来说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就不揣浅陋，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第一点，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教育研究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甚至具有指导作用。

我在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工作，我的专业是教育经济与管理，这是个管理学专业。我的研究领域和所教的课程跟经济学沾边，我所教授的课程中有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我也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多次给本科生讲授《教育经济学》。在研究和讲授教育财政学、教育经济学过程中，我觉得以往的专著和教材中，没有一个很合适的理论把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这些教育问题串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系统理论。一门课程需要有一个理论主线，解释现象要有理论支撑，但是，传统的教育财政学、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没有合适的理论支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研究和分析。

以教育财政学为例，教育财政学的内容其实是财政学的一部分，一开始我选用的教材是哈维•罗森的《财政学》，这本书的最早中译本就是在座的平新乔教授翻译的。哈维•罗森的财政学是一本著名的教材，讲授了传统财政学的主要原理。按照哈维•罗森的定位，财政学就是应用微观经济学，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问题。讲课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财政学、教育财政学中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现象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教育管理、教育财政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政府之间举办教育的责任和教育管理权限是怎么划分的。以中国为例，我国有五级政府，中央政府该干什么，省级、县级政府、乡镇应该干什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来指导政府教育责任的划分。当然，这一原理也应该能解释相关的现象。传统的财政学中，政府责任和权利划分的理论是蒂伯特模型，或者说蒂伯特-奥茨分权定律。但是，蒂伯特•奥茨分权理论在解释各个国家教育体制形成逻辑的时候，就没有解释力。我们都知道，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人口大国，都有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所属的高校，都有“高等教育的国家队”。按照蒂伯特-奥茨分权理论，包括高等教育服务在内的教育服务都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在人口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在单一制国家的省级（或相当我国省级政府的地方政府）或者联邦国家的州、邦政府中，人口规模已经足够大，足可以形成大学组织规模的效应，大学组织设立在这个层级政府或者以下层级的政府就可以，不应该由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直接举办大学，不该有中央或者联邦直属高校，也就是不该有“高等教育的国家队”。基础研究是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研究经费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可以委托给各地方的研究型大学来承担，这还能形成竞争机制。所以，按照蒂伯特-奥茨的理论，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不应该设立中央直属高校。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人口大国都有“高等教育的国家队”，为什么这么大人口规模的国家，还有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所属的高校？为什么有的国家没有？例如美国就没有联邦大学。从美国建国之初，一直到 20世纪30年代，包括数位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治家、学者都为创建国家大学进行过努力。但是，这一目标始终没有达到，美国始终没有设立国立大学。也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中央政府没有直属学校。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国立大学？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各个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教育责任的划分存在巨大差异。中央政府是更多的承担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责任，还是更多的承担高等教育责任？是更多的主导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还是更侧重教育发展的效率问题？中国、巴西、智利、印度等国家都有相似之处，韩国等国家则不同，为什么有这些差异？面对所有这些问题，蒂伯特-奥茨分权理论显得很苍白、很无力。

但是，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理论拿过来（当时还没明确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用林毅夫等所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等著作中的理论，就能很好的解释这些现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在起作用，发展战略决定了教育体制，这就很容易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背后的逻辑梳理出来，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的特征都跟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所以，后来的教学中，我把林毅夫的著作作为我讲授教育财政学的主要参考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我没有开设过专门的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直贯穿在我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一直是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理论的传播者。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新结构经济学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不同层级教育中投资的比例分别是多大，这就是政府教育投资结构。这一比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方向，这一结构是如何决定形成的？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非常关注的问题。以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等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为例，这部著作已经出版了7版。我查阅了这7个版本，发现每一版本中都涉及到这一问题，这说明这一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道格拉斯•诺斯在1990年指出：“纵观历史，大部分时期都缺乏对生产性知识进行投资的制度激励。甚至在今天的第三世界经济体中，这种激励的方向常常是错的。即便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在教育中投资，他们也经常错误地投资在高等教育上，而不是初等教育上。”为什么有的国家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上过度投资？为什么有的国家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印度、巴西、韩国等，都在1950年前后就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并写入相关的法律中。但是，为什么印度、巴西、智利等国家的义务教育发展道路非常曲折，一直到2000年，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都不能很好的实现？为什么韩国等国家的义务教育发展很顺利？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独立后的印度的教育政策经历了种种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不快历史，包括：（1）目标混乱，（2）预定目标和实际政策的不一致，（3）预定目标和配置资源的矛盾。”阿玛蒂亚•森还指出，印度独立后在教育方面所制订的各种宏伟计划的实施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印度教育落后状况，独立半个世纪后的印度仍然不得不面对人民的教育程度依然低下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我查阅了我所能找到的资料，包括新结构经济学之外的发展中经济学的著作、教材、论文，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均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让我们高兴的是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系列现象。这一解释超越了目前所有的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教育的论述和分析，加深了对发展中国教育现象的认识。

一个国家的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内部有很多方面的比例或者结构。教育的层级结构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结构，还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高等教育内部还有研究型大学占的比例结构，还有各级政府之间的教育的比例结构等等，这都是教育的内部比例结构。还有教育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占的比例结构，例如政府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政府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等等，这就是教育的外部比例结构。所有这些比例结构都是很重要的，只有结构合适的教育才是真正合适的教育。与属于私人物品的普通产品和服务不同，教育的外部结构比例、内部结构比例需要政府合理的规划加以确定，这些需要理论工具为指导，新结构经济学是很好的指导理论。教育结构不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就不同。上午林毅夫教授也讲了，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度，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没发展好，可能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或者有负的作用等等。新结构经济学为研究教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对于发展国家的教育问题研究，没有比新结构经济学更有解释力、更有指导价值的理论。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对教育的研究，对中国的教育财政问题和教育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甚至对于中国其它教育问题的研究，没有更合适的理论来替代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一种对教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科学理论，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问题的一种新视角。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教育问题，才刚刚开始，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尤其是缺乏实证研究。我相信在新结构经济学这一视角下的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教育规律、对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的认识，必将丰富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内容，推动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

任何一个社会部门或者社会领域都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我们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有其内部结构以及这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占的外部比例结构，也都有相关联的资源配置的比例结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领域的研究中、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中都有结构问题需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指导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可以有所作为。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和数学。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道理的，经济学是对各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影响的基础学科。新结构经济学是新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其它社会问题的一种视角。鉴于各个社会领域中都有结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是指导作用。这不是牵强附会的生搬硬套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而是理解发展中国家其它社会领域中的规律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的教育研究离不开新结构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其他社会领域的研究也是这样。

事实上，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对于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我们的认识深度还不够，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理论的重要价值。那些不熟悉中国故事，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很深刻感受的人，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熟悉程度不够的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理论的价值。

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远远没有被释放出来，理论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尤其是对于经济学之外的其它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更是如此。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具有不可替代性，没有更科学、更合适的理论替代这一理论。

一些学者朋友跟我说，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跟我说，你把林毅夫的理论、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是不是因为你只阅读林毅夫教授的著作，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外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不是林毅夫的著作中没有用很多的数学，你觉得你能看懂林毅夫的著作，其它的经济学著作你看不懂啊？我认为，我没有拔高新结构经济学的地位，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做。新结构经济学本来就有这样的价值。我承认，要说哪个作者的著作我读的最多，确实是林毅夫教授的著作。我能找到的林毅夫的论著我都读过，中文版本的著作我都有，同一著作的各种版本我都有。我档案中的成绩单中，没有一门经济学课程的成绩，所有的经济学知识都是我自学的。但是，其它的经济学理论和著作，我也学习、也阅读。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初级到高级的各个层次的教材我都系统的钻研。除了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计量经济学外，我自己还讲授过多门经济学课程。现在还在为教育学院的博士生讲授《动态优化》、《随机模拟方法》、《教育与经济发展》等课程。其实，林毅夫教授的著作我学的并不轻松，甚至很吃力。我是在1995年前后开始系统的学习经济学，同时开始阅读林毅夫等三人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以及相关的文章。一开始，我并不能很好地领悟这部著作的思想和价值，随着自己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过对比我才慢慢地有所感悟。没有系统的掌握主流经济学理论作基础，也很难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但是，与其它经济学教材或者著作不同，这部著作一直让我觉得很亲近，其中的理论和所说事实跟我的经验很一致，感觉这理论和思想距离我的生活体验很近，有强烈的共鸣。其它的经济学教科书和著作，包括从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到马斯克莱尔等人的《微观经济理论》，从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到萨金特等的《递归宏观经济理论》，从琼斯的《经济增长导论》到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增长导论》，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到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等教科书或者著作……虽然惊叹其理论的缜密和模型的精妙，但是感觉距离我的生活体验很远。主流的经济教科书上的理论，英文的主流经济学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可以给我们很多技术方面的启发，当然也有理论方面的启发，但是，林毅夫教授的理论让我知道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应该从哪里着手，才能真正揭示教育发展规律；应该如何改变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相应约束条件，甚至如何改变相应的目标函数，才能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才能解释中国的情况。

由于我本人水平所限，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说我掌握和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况且，林毅夫教授本人对这个理论和理论价值的认识也是在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也在发展中。每轮上课，我都还要重新翻阅林老师的著作。我觉得以后需要继续好好学习钻研。

林毅夫教授和付才辉博士的新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出版，为我们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了方便。读到这本书初稿，我很兴奋，因为这本教材不是像普通的教科书一样，限定了特定的教学对象，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都可以使用，正好我的学生五花八门，有学数学的，也有学语言的，也有学经济学的，各种层次的学生都有。内容这样丰富的教材，有一个很强的弹性空间，我们对于内容的取舍，教学深浅的程度选择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有教师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同学生应该看哪一部分，应该看到什么程度，教师自己选择，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我觉得这样的教材很好。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部教材的方法论价值。作为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是诞生在中国土地上、具有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成功的理论创新，必然有其相应的方法和方法论作指导。林毅夫教授对方法论的论述和总结，大家都很熟悉。“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中的那本《论经济学方法》论（2005年出版），后来修订成《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2012年），就是林毅夫教授研究方法的经验总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关注和吸收了我们本土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高屋建瓴的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作出了深刻阐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在2016年5月份公开发表后，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林毅夫教授的方法论著作进行了对照，发现林毅夫一贯坚持的方法论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很多表达语言、很多话都相近，这说明在这方面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应该为林毅夫教授感到高兴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因为“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林毅夫教授在《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中，也是这样阐述他的方法论的。2002年他在北大元培班的讲话“论学问之道”中，就特别指出学术研究不能“刻舟求剑”。林毅夫教授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条件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加强理论创新，以指导本国发展实践”。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论述，到本世纪2002年元培班的讲话，2004年与学生关于研究方法的对话，再到2016年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林毅夫教授一以贯之的坚持着他自己倡导的方法论。并且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学生，取得了巨大成功。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林毅夫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研究工作，本身就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效应。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证明，这样的方法论是科学的，能够指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也是一部很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教材，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方法论，在《新结构经济学导论》教材中有很好的渗透、阐述，这部教材具有很高的方法论教育价值。将对于青年学生学会符合科学精神要求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直接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教材中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体现林毅夫教授的方法论，这对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能起到重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林毅夫的方法论论著，例如《本体与常无》。教学中也要通过理论比较的方式，看看为什么其它的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现象，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就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让学生真正学会“抱着‘常无’的心态从‘本体’出发来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