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尊敬的吴岩司长、林毅夫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大经济学院，受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校长的委托，代表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向这次培训班表示祝贺。改革开放里面有很多的艰辛探索、伟大创造、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故事。我们北大经济学院也和祖国一起成长，在考虑发展的时候，要做一些回顾。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学发生了很多故事。

我个人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变化，需要同行关注。

第一方面，国际化。越来越多的老师、学生有了SSCI的发表，很多青年学者拥有了TOP的发表记录，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世界的顶级名校进行联合培养和交流，还有我们很多的博士生已经获得了海外的教职。另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世界组织里面任职也包括我们尊敬的林毅夫先生。

第二方面，规范化。学术交流平台的规范化、论文发表流程规范化、学术成果保护和传播规范化、学术水平评定规范化以及终身教职规范化。

第三方面，趋同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总体水平与国外有了很接近的趋势，更多的学者担任了国际顶尖期刊的编委甚至主编，我们本土重要的经济学期刊的办学水平和出版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终身教职的评定实现高标准严要求，我们本土博士们开始和海归博士们正面竞争。

第四方面，实证化。我想大家都知道克拉克奖，最新一期的克拉克奖授给了日本的女性经济学家中村惠美。我发现一个规律，获奖者中在1995年以前是有80%的文章在做理论，20%的在做实证。从1995年到2006年这十年多的时间里面，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变成了五五开，但2006年到现在这两方面是一比三，理论研究仅仅占到33%，实证研究占到67%左右。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世界是趋同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更多的学者在做实证研究。

这自然而然引出第二个大问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问题在哪里?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第一个，国际话语权不够。有一个不太准确的统计，好像是全国有20万人在做经济学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占世界的15%-20%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世界30%左右。但在世界五大顶级期刊中，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的比例应该是不到3%，这里面有极少的中国本土学者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具有话语权。金融三大期刊同样如此，从2015年开始计算，关于中国金融问题的比重应该是不到2%，其中只有很少的几篇是中国本土学者撰写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非要和他们去竞争，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本土研究的特色。但是第二个方面，正是因为这样的话语权不够，导致我们难以触及国际前沿，缺少理论创新，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多数是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我们研究的很多问题不是太宽泛就是太细节。

第三个问题，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不够聚焦。甘犁教授曾经给我讲过，关于中国人口流动问题在过去几年里面有四篇非常好的学术文章，分别是以印尼、非洲、印度、墨西哥为学术背景的。近三年以来，克拉克奖授予的研究领域都和人口流动有关系。大家想一想中国人口流动的问题，其规模、影响、研究价值应该是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的，但我们的学者为什么忽略这样的问题呢？还有像公积金问题、中国贸易问题，国别经济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像农村振兴计划，很多专家拘泥于学科的偏狭里面而对于问题的根本都缺乏自己的深入探讨。

因此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过去未去，而未来已来，让中国读懂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国的经验、中国法度和中国制造都曾经深刻的塑造中国和中国人，虽然历经欧风美雨的强势冲击，但仍然是活着的传统。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到中西文明不同的根本所在，才能找到不同文明何以盛、何以衰、何以兴、何以亡。没有自觉的赋予历史的眼光，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会失去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所以，理论应该为现实服务，经济学领域仍然有很多的误区，如果不加以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掌握，继而影响经济学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实践指导意义的正确化发挥。林毅夫先生从1994年起就认为，现代经济学关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之处。像钱颖一先生1997年，许成钢先生2008年、2010年都指出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取得40年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些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维新变法的大变革都没有成功，为什么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未来经济学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全面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包括心理假设、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向，认为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国外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二，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条件，盲目应用经济学理论，照搬模型进行改革，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经济学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的现实里面去。未来有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在座的同行共同关注：第一个，究竟是理性人还是社会人。第二个，个体性还是群体性，该问题应该有赖于社会网络领域的突破。第三个，到底是理论优先还是现实导向。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时代，都非常羡慕那些生活在风起云涌时代的人能够有机会看到自己和中国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绝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埋怨自己生不逢时，相反我们应该庆幸，因为我们和改革开放同行，我们必须贡献出高深严谨的学问，但仅有学问并不够，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现实的喜怒哀乐，仅有对现实的关注也还不够， 我们要有担当，为天下之公器，承担起思考、创造和丰富中国现精神的使命。

林毅夫先生有一句话给我讲了好几次，他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这样的时代。林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曾经在一次论坛上讲过，有人讲他是一个传奇，有人讲他是我们的偶像。但是我自己用一句话来概括林老师的性格：林毅夫先生是一个特别、特别怕辜负别人的人，他特别怕辜负这个时代，特别怕辜负我们的社会，特别怕辜负自己的学生。今天应该是他第五次创业，第一次是大陆留学，第二次是去美国留学，第三次是创建CCER和国发院，第四次是世行任职，第五次是传播新结构经济学。我们经济学院是108年的老院，具有约700个本科生，260个硕士生和200个博士生，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全方位的合作，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所有老师都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博导，一起培养学生。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实验班，对于这个实验班的名字，林毅夫先生说叫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我说不行，应该叫做林毅夫实验班，而且我还多了一些私心，这个实验班目前还具有排他性，我们先做实验班，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想林先生可能会把这个实验班扩大传承和传播。在这个方面我们经济学院也想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