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博士生工作坊在线上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八位博士生在工作坊上汇报了学术论文，十余位著名学者和重要期刊编辑受邀担任嘉宾，对论文进行了专业的点评。本次工作坊为我院博士生交流和展示学术成果提供了平台，有助于大家拓宽视野、学习经验，从而更好地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

此次工作坊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首先对前来参会的各位嘉宾表达感谢。林老师再次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要求，期待同学们使用国际化、规范化的语言与方法，立足中国本土问题，做出好的经济学研究。林老师指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学们能够抓住时代机遇，为经济学学术研究做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教授做了题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tchet Effect: Evidence from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的主旨演讲。周老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环保规制的目标设定探讨了棘轮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机制。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不同的环境目标完成状态下对于棘轮效应有无的不同理性反应；随后利用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和RDD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实证分析发现，一个地级市如果提前完成目标，不论有否齿轮效应存在，其空气质量均会显著下降；而如果一个地级市注定完不成环境目标，其空气质量会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因齿轮效应存在而下降；官员职位流动和可比城市的存在都有助于减缓齿轮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教授为大家做了题为“Tournament-Style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Protectionism: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的主旨演讲。文章发现：政府间竞争和地区间经济活动的溢出效应共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源错配，官员的晋升激励一方面扭曲了政府的采购行为，导致地方政府将更多采购合同提供给本地企业；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当地企业的投资行为，而其中国有企业更有动机调整投资决策以满足官员的晋升动机。

上午的学术报告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项目主任江深哲助理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朱永华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张一林副教授合著的论文，题为“信息特征、外部监督与中小银行监管”。文章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适合于不同规模银行的监管方式。研究发现，中小银行更适合服务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以软信息为主，其贷款项目难以从外部进行审查，因此政府从外部监督中小银行的难度较大，防范中小银行风险需要更多依靠严格的资本金要求。大银行更适合服务大企业，大企业以硬信息为主，政府较易通过审查大企业的贷款项目来对大银行进行严格的外部监督，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对大银行的资本金要求，让大银行有更多资金服务大企业。本文指出，目前的巴塞尔协议主要适用于监管大银行，监管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应当采用比巴塞尔协议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龚强教授肯定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强调了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龚老师补充道，大企业不仅有硬信息，还有更好的抵押品，而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很好的抵押品，因此从银行能够获得的抵押品角度，对小银行应当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以控制风险。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项目主任江深哲助理教授肯定了文章的研究视角，通过动态博弈模型探究了对异质性银行的监管，有着很好的微观基础，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合理的外部监管和准备金率要求将会提高银企匹配效率。江老师认为研究巴塞尔协议是否对小银行的要求过低，应该做更多的实证定量分析；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经济现实来看，银行的道德风险都是内生的，建议通过模型将其内生化。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杭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王歆助理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教授合著的题为“产业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与长期工作表现：来自经济开发区的经验证据”的论文。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的设立短期内减少了适龄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但该部分人口的长期工作表现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负面影响。其中，短期结果由机会成本机制推动，而长期结果则主要受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是否良好影响。文章利用经济开发区产业结构与当地禀赋结构的匹配程度作为产业发展良好程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如果产业结构与当地的禀赋结构越匹配，那么工人们在长期更可能具有正面的工作表现。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川川研究员建议明确文章的边际贡献；在机会成本之外还可以考虑收入效应、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知识带来经济回报的预期等可能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副教授建议考虑文章在职业教育研究方面的潜在贡献；将短期和长期的机制结合在一起；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要过度专注于技术细节，讲好经济学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下午的第一场博士生论文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卓副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吴双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勇合著的题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企业生产技术选择”的论文。文章研究了影响传统企业平台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构建了一个多要素、多部门的局部均衡模型，从行业、地区以及企业本身的异质性等层面分析传统企业是否以及何时选择采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大、数字化水平越高、当地平台化成本越低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平台化转型并且转型时间也会越早；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平台化转型的概率越大，但相比较而言低生产率的企业越有可能更早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平台化转型；特别地，当行业资本密集度高于某一阈值时，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并且越早地进行平台化转型；当行业资本密集度低于某一阈值时，则所在行业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并且越早地进行平台化转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文章整理了国家层面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认定信息，并结合文本识别的方法构建了企业数字化、平台化转型的微观数据库，从而对传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行业越劳动密集，相关企业平台化转型的概率越大、时间越早，说明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换道超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跃洲研究员肯定了文章对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规范研究。蔡老师根据他的实际调研结果，帮助厘清了平台化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并且提供了不少产业和企业平台化转型的案例，为进一步研究给出了现实借鉴和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燕梅研究员肯定了工业互联网作为热门研究领域的时效性，同时建议文章寻找更好的切入视角；王老师认为文章中“生产率低的产业更快进行平台化转型”的结论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可以做更进一步的细致讨论；同时，王老师也对题目拟定等写作技巧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卓副教授进一步建议将文章的切入点放到平台如何赋能企业上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蒋扬天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勇合著的题为“禀赋结构、技术选择与结构转型”的论文。文章构建了包含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商品部门与服务部门之间的结构转型，同时，模型中引入了要素市场摩擦以及各产业内适宜技术的内生选择等因素。该模型不仅从理论机制上阐述了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影响结构转型的三种不同作用渠道，即投资效应、收入效应以及相对价格效应，而且为定量评估这三种不同效应的重要性以及要素市场摩擦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文章利用投入产出表以及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与反事实分析，发现相较于各部门前沿技术的进步，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是推动结构转型的更主要力量；三种效应中，收入效应对于推动中国的结构转型作用最显著；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由商品部门流向服务部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减少不同技能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让资本由服务部门再配置到商品部门，并推动商品部门产出增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副教授肯定了文章选题的重要性。郭老师建议为突出文章重点，建议减少关于市场化配置影响部分内容在文中的篇幅。在技术方面，郭老师也对反事实模拟等作了细致的评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徐朝阳副教授指出文章做了细致的数值分析，是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徐老师建议对结构变迁的机制再做全面讨论；因为要素市场扭曲主要在于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应考虑城乡间的扭曲；同时，适宜技术与扭曲之间的关系探讨还不够充分。徐老师指出，本文内容考虑全面，回答了许多重要问题，但也导致了文章重点不够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燕梅研究员肯定了文章细致的工作，赞赏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质量比较高，但也指出文章讨论的问题偏多，建议将讨论要素市场改革的部分单独成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郑雅文报告了题为“禀赋结构与FDI溢出效应”的论文。文章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企业对于我国同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的FDI对本国企业总体呈现负面影响，行业内外资比例的增加会导致本国企业TFP降低；并且，生产技术越不符合当地禀赋结构的企业，受到FDI的负面影响就越显著。文章讨论了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影响FDI在知识外溢和竞争效应这两个渠道中的作用，发现越不符合禀赋结构的企业越难受益于FDI的知识外溢，因为不符合禀赋结构的企业更难有高利润，从而投入技术升级研发的可能性更低；越不符合禀赋结构的企业越容易受到FDI的竞争压力，因为不符合禀赋结构的企业难以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具备优势，与FDI争夺市场的能力弱。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肖怡清助理教授指出文章的贡献在于从禀赋结构视角切入，讨论FDI溢出效应的异质性。肖老师建议使用行业样本做分析；对文章中指出的竞争渠道、知识外溢渠道等内容提出了完善建议，对企业样本和时间窗口选取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增加对垂直溢出效应的讨论。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朱礼军助理教授指出用资本收入份额度量资本劳动比不符合经济现实，可以直接引用学界对资本劳动的估计；由于不是所有申请的专利都能得到授权，朱老师建议使用专利授权数而不是专利申请数作为指标进行衡量。朱老师认为把所得结果视作竞争效应也还有待商榷，同时建议讨论FDI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区别。

下午的第二场博士生报告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唐恩宁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明合著的题为“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Growth Shadow: Country-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文章使用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研究在地理上临近大城市究竟会对地区发展产生“虹吸效应”还是“辐射效应”。研究发现在1990-2000年期间，周边地区人口增长并未受到大城市的明显影响；在2000-2010年，临近大城市使得周边地区人口增长下降，表现为“大树底下无丰草”；在2010-2020年这最新的十年间，地区间人口规模分化趋势加剧，同一个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同时，在分别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中心的城市圈内部，大城市周边地区所受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周边地区自身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地区发展绩效差异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是解释临近大城市将表现为“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大树底下无丰草”的主要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倪红福研究员认为文章的数据和实证都非常扎实，结果具有现实意义。倪老师认为“虹吸效应”不应只局限于人口，可以再细化大城市发展对高端人才迁移的影响，并且可以考虑资本等的“虹吸效应”。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庆华教授肯定了文章的现实意义。张老师建议进一步探究人才流失后，小城市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时也可以考虑行政区划对“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政策与评估研究室主任郑世林研究员就为什么以50公里进行划分、划分标准是否会对文章结论产生影响等进行了提问；此外，郑老师指出城市人口迁移虽然会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影响，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人的福利，建议进一步讨论进入大城市打工对人们福利的提升。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指出大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关系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技术、资本等在城市间的流动更复杂；由于两座城市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事实上融为一体，也要考虑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同城化。总而言之，考虑产业结构和城市之间产业的相关性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冯金梅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合著的题为“产业政策模仿、失灵与对策”的论文。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领域的跟风与模仿现象普遍存在，文章发现：政策模仿不仅存在于省内城市间，也存在于跨省相邻城市及跨省不相邻的城市之间；相较于沿海的开放型城市，内陆保守型城市的补贴跟风强度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效仿发展成熟的龙头城市的补贴力度难以带动当地同一产业的发展。基于此，文章给出了政策模仿有效的充分条件：其一，政策学习应聚焦在与当地匹配程度更高、更适宜在当地发展的重点行业上，而非一味模仿前沿、热门行业的产业政策经验；其二，在学习过程中应尽量选择与本城市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更相似的城市作为学习的目标城市。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冲副教授首先肯定了文章的选题和思路，建议在文章中阐明地方政府选择模仿其他地方产业政策的原因和具体的模仿方式，并引入政府模仿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此外，如何度量产业政策、如何克服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都是值得文章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最后，刘老师认为应当将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匹配度的异质性作用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倪红福研究员建议考虑中央政策的效应，很多地方的政策相似性并不是出于模仿，而是由于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同时出于研究的时效性考虑，倪老师建议更新数据，使用近几年的数据。此外，倪老师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彼此模仿的主要内容似乎也不仅仅是产业补贴，而包括更宽泛的政策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政策与评估研究室主任郑世林研究员肯定了文章的现实性，同时认为文章最大的问题是很难识别模仿行为，需要进一步剥离出模仿的效应。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也提到剥离模仿作用的困难。同时，叶老师还指出，地方政府模仿过后可能会形成竞争，导致原本合理的政策也变得不合理。叶老师建议考虑东西对口城市帮扶政策，以得到更干净的模仿效应估计。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胡裕民报告了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徐铭梽、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合著的题为“Congruence between Factor Endowments and Production: Towards the Endogenous Structural Index for Economic Growth ”的论文。文章构建了内生结构指数(Endogenous Structure Index, ESI)来度量生产结构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如果生产模式符合经济体的要素禀赋，ESI就退化为经济复杂指数(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随着经济发展，现实中的产业会趋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ESI在预测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很好。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建议先考虑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是增长好的国家有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鞠老师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应当比现有的经济要素禀赋更高”这一命题在现实中表现究竟如何，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本文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闭幕式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项目主任江深哲助理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进行闭幕致辞。王勇老师由衷感谢各位老师们从多维视角出发、对同学们报告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学们能够再接再厉。林毅夫老师也对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特别是不少嘉宾虽然身体抱恙，却依然坚持参会，令人十分感动和敬佩，同时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为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