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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 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建设

2020-12-25

编者按

202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在京举行。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主持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汇报”环节上,6位嘉宾和2位学生代表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议题先后发言。以下为发言文字实录(按发言顺序)。

 

王勇: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王勇,下面由我来主持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汇报这一环节。

 

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在过去的短短5年时间里面,我们在建设学术共同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组建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除了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之外,还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大学等将近20家机构挂牌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或研究中心。过去5年,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主要是围绕着我们自己院内的机构建设,同时也和兄弟高校一起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传播。

 

在未来的5年,甚至在未来的15年,我们希望把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推向成学科建设的层面,具体是希望在7个方面取得进展:怎样让思想原理更加夯实,怎样让基础理论更加深化,怎样让学科体系更加完整,怎样让教材、课程更加完善,怎样让人才培养更上台阶,怎样让学术研究具有更高的水平,怎样让智库实践更为有效。围绕着这7个目标,我们今天下午2点到4点半要专门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内部召开一个会议,来自45家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的代表一起探讨怎样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当中,在教学方面,我们有5个层次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在本科、博士阶段、博士后阶段、留学生和师资方面我们都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陈述,大家可以在资料袋里看到相关的汇报。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中6位机构代表一起上台,向大家汇报在过去的5年,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以及未来如何展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南昌大学刘耀彬教授、上海大学尹应凯教授、中山大学张一林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锁凌燕教授一起上台就座。

 

我们首先有请清华大学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的鞠建东教授发言。

 


鞠建东:比起飞更重要的是降落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来宾,首先请允许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王勇让我来发言5分钟,谈谈我理解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贡献与发展。昨天晚上我做今天发言的ppt, 就在想我讲什么?刚好看到网上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前几天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一个很火的发言,主题叫“‘起飞’后的增长”,很受启发,那接下来我就用五分钟时间讨论一个观点,就是“比起飞更重要的是降落”。

 

周其仁教授是我敬重的学者,他推崇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六阶段是,第一、传统社会阶段,第二、准备起飞阶段,第三、起飞阶段,第四、成熟阶段,第五、大众消费阶段,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英、美、欧、日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起飞了,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在2008年之后也起飞了。更重要的是,其仁教授的认为起飞之后的阶段会更加危险。因为飞机起飞之后在遭遇空中“猛烈颠簸”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平衡,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说实话,看到其仁教授的发言,和他所推崇的罗斯托的六阶段论,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呢?因为仔细去看,我发现无论是罗斯托的六阶段论,还是其仁教授的“起飞之后的增长”,都只考虑了起飞、飞行、成熟、等等,但是他们怎么没有讨论降落呢?

 

大家想象一下,按照这个经济发展的“起飞”理论,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已经起飞了,但是没有考虑降落;然后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起飞了,也不考虑降落。在蔚蓝的天空,发达国家的“飞机”在前面不考虑降落的飞,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后面傻傻地跟着飞,也不会降落。其仁教授说起飞到了天空之后要保持一定的动力,要不然很危险。但你再怎么保持动力,也有汽油用没的时候。汽油用没了,这天上一大群飞行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会儿掉下一架,一会儿又掉下一架,是不是很惊悚?

 

起飞之后飞行当然会有危险,遇到了“猛烈颠簸”会更危险。但是空中遇到了危险,首先要考虑的难道不是降落吗,为什么有危险还要强飞呢?飞机在天上飞,遇到问题,无论是风大颠簸,还是飞机自身出了故障,那赶紧找附近的机场降落啊,落到了地面排除故障,修好了再起飞、飞行。在空中飞行会有危险,但灾难一定是发生在降落上的。从飞机发明的例子来看,李林塔尔是首先做滑翔机的,但是不会降落,就摔死了。莱特兄弟实现了平稳的飞行与安全的降落,他们就发明了飞机。前几天,“钢铁侠”马斯克的SPACE X起飞很漂亮,在空中飞行还转了个弯儿,但是不会降落,结果掉下来爆炸了。所以我们去研究飞机的飞行的时候,我觉得降落比起飞更加重要。

 

我们怎么去认识飞行呢?不仅需要从宏观分析,也要分析微观机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全球在正常时期每天平均起飞大概十万架商业、货运飞机、五万架客运飞机,一共是十五万架飞机。假设每架飞机平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天上。从宏观来看,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平均而言,在天上飞行的飞机是五万架。但如果按照这个宏观分析,你接下来得出一个推论,说有五万架飞机一直在天上飞,这个推论就是错误的、危险的。因为你只看到五万架飞机一直在天上飞的宏观现象,但是你没有看到飞机飞行的微观结构。每一架飞机不是一直在天上飞的,每一架飞机都经历了机场停靠、准备起飞、起飞、飞行,降落,进港停靠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最重要的是降落,只看到起飞、飞行,看不到降落,是误解了航空,是会出现灾难的。宏观上任何时间点平均五万架飞机在天上,是由微观上每架飞机的起飞、飞行、降落循环构成的。如果我们只看天上飞的飞机,忽视了每个飞机至关重要的起飞、飞行、降落循环,就会误解飞行危险是因为空中动力不够,或者是像中国这样的大飞机,体量大,不容易平衡。实际上飞机的动力是和航程相匹配的,而且坐过飞机的都知道,飞机越大越平稳。从上海飞北京,飞机带三个小时的油就可以了。但是,一个只带了三个小时油的飞机,非要从上海飞洛杉矶,那无论如何一定在空中动力不足,一定会从空中摔下来。

 

我提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降落,也就是经济下行和危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门。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英国开始,到现在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理论上总是忽视降落,忽视经济下行和危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苍白无力。在实践上,也不会降落,也不会处理经济下行,不能避免危机,不会处理危机。比如说,我们看到2008的金融危机,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英国、欧洲的新冠疫情的防范危机。从方法论讲,亚当 斯密之后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英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这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能深刻理解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下行、经济危机的微观机制。而且这种最优化理论和实践,以每个人的目标函数独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本假设。遇到病毒传播、每个人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其他人的时候,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也就崩塌了。

 

凯恩斯经济学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处理危机。但是凯恩斯的宏观政策,治标不治本,还是忽视了经济危机、经济下行的微观基础。对于导致经济下行和危机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市场结构失衡、治理制度失衡缺乏探讨。

 

那么宏观经济增长背后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呢?比如说宏观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五,新古典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就假设,每个产业都以5%的速度增长。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世界里每个产业、产品都有诞生、起飞、扩张、成熟、降落(收缩)、退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过程。每个产业、产品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同产业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在同一个时间点,既有进入、扩张的产品和行业,也有收缩、退出的产品和行业。

 

经济学家常常被既有理论所束缚。举个例子,2008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我和王勇在世行讨论经济增长和产业动态,我们讲每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时美国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认同的是平衡增长理论。我碰到不少宏观经济学家,甚至是一流的学者、著名大学的教授,不认可我们这个行业生命周期的观点,一定要我们拿出数据。我觉得大惑不解,不同行业有涨有落,这么简单的事实,这些大学者们居然不认可。后来我们检验了数据,发现每个行业的增长速度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有正增长,有负增长的。后来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这个数据事实我们还作为一个发现。这是不是有点好笑,这也算发现吗,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常识而已。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不讨论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学模型不会做。在增长理论里面,即使是让不同行业的增长的速度不一样的模型就已经很难做了。2008年MIT教授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的Guerrieri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issarides教授和LSE的Ngai教授,分别写了两篇文章,讨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也就至多做到不同部门的增长率不一样,但是还是没有研究行业的生命周期,没有能做到同一时间,有行业的增长率为正,有行业的增长率为负。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在于发现宏观增长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每个产业都会经历诞生、起飞或者扩张、成熟、降落(或者收缩)、退出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考虑每个产业都有起飞、降落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在产业的诞生和退出的阶段,只靠市场是不行的。就像飞机起飞一样,飞机起飞之后,在空中飞行的成熟阶段,你可以切换到自动驾驶。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可以不去控制,飞机可以进入自动驾驶状态,就像完全竞争市场在“成熟”状态,可以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如果你认为,成熟阶段就可以彻底放手不管,那你就错了。因为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产业正经历降落。降落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管,飞机就会一头撞下去。所以当我们考虑了产业的诞生和退出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产业在诞生与退出,我们就理解只靠市场是不够的,必须有市场加政府。

 

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新结构经济学有两大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迁不仅考虑它的准备起飞、起飞、成熟飞行,而且考虑它的降落和退出。产业结构变迁一方面是宏观增长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升级,宏观增长也得不到实现。所以产业结构的变迁既是宏观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既然有产业结构的变迁,那就要有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林老师提出来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让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成熟经济在就像空中自动驾驶,可以放手不管,“需要政府是不得已,没有政府干预才是理想状态”。然后呢,飞机没油了,就一头栽下去了。所以,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总是以政府不干预作为一个基准,以看不见的手作为基准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去研究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组织形式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需要突破。所以说,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思想上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只是破题,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市场和政府共同发力,就需要我们不是只是考虑政府的角色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角色。更加需要研究什么样的市场加政府的组织形式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成熟的组织形式。

 

刚才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梅森教授的发言也提到,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需要理解中国和美国政府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实践中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和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角色,与市场的关系,是有相似之处的,是有共性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需要进一步提炼成理论的。不能把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的完全竞争经济,作为经济组织的唯一的基准形式。

 

时代变了,新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规模报酬递增。如果政府不干预,那么数字经济的基准形式是什么呢?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垄断。因为规模报酬递增,企业的规模越大,流量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低。在一个自由市场的基准模式就是垄断的时代,看不见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能成为我们的基准理论框架。

 

最后讲一点,我们也需要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方法去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宏观上的平稳发展,在微观上需要有一系列的模型的诞生、发展、成熟、下降、退出成为新的模型基础这样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模型也需要有生命周期。十年前,林老师、王勇和我做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产业动态与要素禀赋的模型,2015年发表在JME,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呼唤在要素禀赋与产业动态这个模型基础上做应用,发展这个方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呼唤有反对的研究、有争论的研究、呼唤新的模型的诞生。一个学科,只有争论、有反对的研究、才能发展,才能成熟。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已经诞生五年了,可喜可贺,这五年是一个创始期,在林老师的领导之下度过了艰难的创始期,现在进入成长期。创始期和成长期的发展方式不一样,创始期需要坚定,发展期需要百花齐放。一个学科,只有批评,只有反对,只有争论,才能健康的发展,才能走向成熟。

 

林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宏观增长的微观机制、产业结构变迁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加市场作为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方式的问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问题,是真问题,是基本性的问题。但是,用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理论去解释、分析这两个基本问题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理论,尤其需要争论,甚至是相互反对的声音、理论,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要坚持研究林老师所提出的真问题,同时可以去反对林老师提出的解释。去争论、通过不断的争论,最后逐渐建立一个丰富的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解实践、指导实践。林老师坚持要素禀赋决定最优产业结构的变迁。我们要坚持研究林老师提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这个基本问题,但对于林老师提出的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我觉得可以怀疑、可以反对、可以争论啊。我们不仅仅要在过去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更重要的是呼唤批评、呼唤反对、呼唤争论、呼唤讨论来研究林老师所提出的两大真问题、基本问题,这样才会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期。我的这些不成熟的观点就讲到这里、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王勇:

鞠老师的发言把学科汇报会活生生地转化成了学术研讨会。鞠老师是我的合作者,我把他的语言再翻译一下。

 

我们做经济理论研究的都知道,我们其实是在做科学的抽象。刚才鞠老师用飞机类比,说了几个“不一样”。新结构经济学和已有的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我在现在这个时点上,要对全球的天空拍一张照片,发现有5万架飞机在飞。再过10分钟我再拍一张照片,还是5万架飞机,这是静态的分析。我们新结构经济学讲动态分析。如果我们跟踪地看,飞机并不是相同的5万架,有上升,有下降。所以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动态分析,而不是静态的分析。第二,构成。如何下降,使企业退出的问题。我们特别强调产业的生命周期。如果它只有上升,没有有效退出,就有会僵尸企业,就会有产能过剩,就会有低效率和违背规律。所以我们特别注重结构,而不只是总量上它有5万架飞机。这是总量和结构的差别。我们强调结构的差别,而且是结构的内生性差别。第三,全世界有5万架飞机在飞,可是在中国的天空上和在非洲的天空上,飞机的数量是成比例的吗?如果我们的上空每平方公里的飞机数量低于美国的数量,就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我一定要和它相同的飞机数量吗?这就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问题,是不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问题。另外鞠老师也提到,在飞机起飞、降落过程中,是不是要有指挥塔来协调处理可能存在的事情;是不是需要建立很好的跑道和硬件基础设施;是不是对飞行的指令有科学的规范和软的制度安排。而这些恰恰是林老师所提出的有为政府如何克服市场失灵的核心理念。

 

刚才鞠老师所提到的飞机的数学模型帮助我们考虑怎么看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怎么与只讲市场失灵、只讲政府干预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区别;怎么与只讲政府失灵,只讲市场有效的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区别。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听了鞠老师的发言,我深受启发,这是我的一些心得。

 

接下来我们有请武汉大学的叶初升教授发言。

 


叶初升:对新结构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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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

 

首先向林老师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表示祝贺!刚才鞠老师把庆典变成了学术讨论会,我也深受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还是回到庆典的主题上。

 

在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我有三个不同的身份。首先,我是研究者。我被王勇教授安排在宏观领域,就是增长与发展领域,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讨论,所以我就先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谈谈我对新结构经济学这五年发展的见证。因为由我来评价肯定是不合适的,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从自身的视角来看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体系,而且是宏观方面的体系。

 

在宏观方面的体系中我们能够看到,鞠老师刚刚所讲到的,2015年发表在JME上的那篇论文基本上奠定了新结构经济学解释结构变迁的基准模型。在这个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这几年有一些扩展,包括把人力资本引进来,把创新引进来,把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引进来,把收入不平等引进来……都是对这个模型的扩展,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学术体系来看,就是讲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动态。包括刚才鞠老师和王勇老师补充的,找出结构变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这五年来我看到的一些工作,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还有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这五年的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在这几个方面有一些进展。

 

沿着这些进展,我也做一个评论性或者说展望性的观点。刚才鞠老师所说,我们不仅仅要做研究,也要有质疑,也要有反思。我记得我有两次机会和林老师交流,我都问林老师“为什么不把需求结构引进来”,林老师给我解释过,但是我不太明白,所以我还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解释结构变迁的时候,有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禀赋结构。我们知道在供给结构或者产业结构在中间的话,前面有一个禀赋结构,后面有一个需求结构。这两个结构可能都对供给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知道在近20年来,结构变迁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很多,模型也非常成熟。当然,新结构经济学要坚持观察世界、观察经济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这个没错。那么需求结构是否能够看作是不改变禀赋结构、但是能够改变禀赋结构的运用。比如说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所以有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与需求有一部分的关系,用这种方式就把需求结构拉进来,不是说完全是从外在去把它拉进来。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开放。我们任何禀赋的选择和配置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个范围。随着边界的不断扩大,最优选择就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个市场的问题、两种资源的问题,可能就能把空间范围上的事物加到结构变迁的宏观分析中。这是我的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宏观角度观察和见证新结构经济学这五年的发展。

 

第二个角度。我们国内有一个发展经济学学会,是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下面的分会。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新结构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把新结构经济学看成是一个学科体系。之前说的是一个学术体系,现在是一个学科体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正如林老师所说,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这样看,新结构经济学暂时还属于发展经济学这个大的学科范畴里面。从17年开始,我们中华发展经济学协会就开始举办新结构经济学的分论坛。17年在温州,18年在昆明,19年在兰州,今年是在深圳。每一年我们在做中华发展经济学学会的时候,都有新结构经济学分论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分论坛的投稿数量越来越多,文章质量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从学科这个角度来看,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这五年来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有很多研究者认可并加入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之中。但是我们也要反思另一个问题。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因为我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所以我在处理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文章都打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思路和方法或者范式。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在学术界有些不同的声音。刚才鞠老师说了,我们希望有不同的声音,能帮助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但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无条件的赞成,打着它(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进来,这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危害性更大。

 

所以我希望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学科应该有一个学术范式。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怎样观察这个世界,怎样分析这个世界。学科范式是一个学科相对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新结构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分支的区别和联系也就不太清楚。边界不太清楚,要么就会有误解,产生反对;要么就是以为加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不利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我很想提一个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或者思维方式的探讨。这是第二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之外还有话语体系。我另外一个身份是《经济评论》的主编。话语体系就是学术表达。我们看到新结构经济学这五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欧美的主流经济学期刊纷纷开设新结构经济学专辑,我们国内也跟得比较快,比如《经济评论》。《经济评论》是在国内第一个开设新结构经济学专辑的学术期刊(17年第3期),《学习与探索》,还有《经济学季刊》,《暨南学报》,还有两本英文期刊, 17年、18年、19年都有新结构经济学的专辑。我来之前做了一个统计,知网上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题的中文期刊文章这些年来数量是不断上升的,这是一个话语权的体现,新结构经济学慢慢也有自己的领地了。但是我也想更积极地运用这个领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话语体系似乎只是一个表达叙述,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这么多年作期刊主编的感觉是,学术表达实际上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把学术生产活动看作一个过程,那么学术期刊是一个过程的末端,但它又是下一个过程的中介环节。所以这个中介环节的学术表达、文章发表、水平高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发挥期刊作用的时候,要把评价论文的标准内生于学术研究活动过程之中。比方说,再做新结构经济学专辑或者论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相关期刊的审稿库。凡是新结构经济学的论文,我们都在审稿库里审稿,就像高考考试一样,作者有一个选择志愿,各期刊可以从公共审稿池中看到这篇文章的评价,这样作者不用反复投稿,可以节省效率;也能把我们共同的标准贯彻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

 

所以,话语体系表达不仅仅是一个发表论文、传播学术成果的过程,还能通过下一步的活动影响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我还有一个小的建议:能不能以后做一个年度新结构经济学优秀论文评选,告诉所有做经济学研究的人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才是高质量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谢谢大家。

 


 

王勇:

非常感谢叶老师的发言,叶老师刚才从三个身份出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学科建设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意见,特别是《经济评论》期刊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发展给予了长期、大力的支持。我本人第一篇发在《经济评论》的文章就出现在这个专辑里,论文题目叫《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当时对有为政府有很多争论,但是正像鞠老师说的那样,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特别欢迎争论。如果没有争论,说明我们的理论还不够创新,有了争论才能使得我们继续互相砥砺,更加不断地完善,感谢叶老师!

 

接下来我们有请南昌大学副校长刘耀彬发言,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还在筹备,但事实上已经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

 


 

刘耀彬: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领域学科建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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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昌大学副校长、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筹)院长刘耀彬

 

尊敬的林老师、各位同仁,感谢新结构经济学联盟给我们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想围绕两个方面发言。第一个方面,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与自然环境领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干什么,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布置给我们的梳理工作。第二个向大家报告的,是南昌大学如何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三色”助推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

 

第一个观点,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与自然环境领域建设的进展。我用两个问题来说明。第一,新结构经济学区域经济领域当前为什么这么红火?第二个,新结构经济学自然环境领域为什么这么重要?两个答案或者是两个观点:区域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跟产业、跟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比如说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从诞生之际就离不开它,发展阶段跟产业是密不可分的,它就有新结构的含义。而自然环境经济学从它的起步之日起就涉及到资源价格,涉及到交换效率以及外部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刚才所说的政府、市场的问题,外部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话题来看,区域领域或自然环境领域本身的研究对象有动态性和阶段性,我们需要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它,这是它的内涵所决定的,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当前新的区域发展的需求,比如说新发展格局、新四化同步、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的国土规划亟需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区域分析和诊断问题,因为区域本身就有结构性。同样,全球气候变暖、中国的碳中和目标、美丽中国建设等也需要全新的新结构视角来看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结构的匹配问题、禀赋的决定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相互关联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部分向大家汇报的“新结构经济学区域领域为什么这么红火?新结构经济学自然环境领域为什么这么重要?”,用两个观点来表达。

 

第二个部分,向大家报告南昌大学怎么汇集“三色”资源推进区域经济学进程。我用两个词来概括,第一个,做“三实”,重点围绕着实验班、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第二个用“四化”来概述。那么第一个,三实。第一个“实”围绕着课程教材实验班,重点培养人才,开展了系列课程和教材建设;第二“实”,就是实验室,重点在实验室建设,开展了科研调查,包括教学的工作;第三“实”,重点建实践基地,开展了系列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知成一体”的工作。第二个,我们在“四化”的工作方面开展。第一,要更开放、更包容地将课程和教材建设国际化;第二,人才培养示范化;第三,研究平台的功能化,也就是实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第四,面向需求的智库服务化,做好我们服务社会经济的工作,担起我们应有的职责。

 

我的汇报就这些。谢谢大家!

 


 

王勇:

感谢刘校长言简意赅的发言。南昌大学在推进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高校,它是“缓挂牌”,但“先做事”。所以除了我们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有本科实验班之外,南昌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录取最优秀的本科生、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本科实验班方面花了很多心思,而且前不久也承办了新结构经济学能源环境领域的学科建设研讨会,汇集了各方专家,讨论效果特别好。这样不同领域的新结构性学科研讨会在今年下半年已经举办了6次,对该领域的文献学科建设、教材编写、数据收集、各方合作都做了很多的探索。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上海大学的尹应凯教授发言。

 


 

尹应凯:晨曦赶路、更上层楼,共同开创中国自主理论创新的伟大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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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上海大学审计处处长尹应凯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们:

 

大家好!

 

五周年鲲鹏展翅,九万里凯歌频传。非常高兴有机会代表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5周岁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与祝福!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中国自主理论创新的典范,在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造福发展中国家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林毅夫教授及团队的智慧、情怀、担当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师生学习和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心得,二是我们的学科建设进展和长三角地区新结构经济学合作的一些做法。

 

我分享的第一点,是我们上大师生学习和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体会。林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经常强调的两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体会。第一句话,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二句话,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个中心”,是我们以要素禀赋,特别是要素禀赋的结构作为中心和分析切入点。“两个基本点”,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两个轮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第二句话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在一个时点上,逻辑出发点是经济体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及结构,这决定了潜在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与时俱进”,就是从动态角度看,要素禀赋结构、以及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产业结构都是在不断升级、与时俱进,因此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需要不断升级、与时俱进,从而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前面鞠老师提到的产业发展各个阶段、王院长提到的产业升级变化,也都强调我们需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思维。

 

我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科建设进展以及长三角地区新结构经济学合作的作法与经验。

 

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都是伟大的大学。两所大学,分别以“北京”、“上海”两座伟大城市命名。两所大学,都传承红色基因,有“五四时期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之称。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上海大学,是中国成长性最好的大学。如今,新结构经济学让两所伟大大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于去年12月25日,林毅夫教授担任名誉院长,上海大学副校长聂清担任院长。研究院成立以来,得到了林毅夫教授及团队的殷切关怀和悉心指导,得到新结构经济学兄弟机构的大力支持。我校党委书记成旦红、校长刘昌胜、副校长兼研究院院长聂清多次单独或以校长办公会等形式听取工作汇报,举全校之力支持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近一年来,我院实现了新结构经济学“进课堂、进课外、进教材、进科研”等“四进”,在各个领域取得可喜成绩。科学研究方面,我院在新结构数理分析、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资源环境学等方面初显集成优势,涌现了以李武老师所著《一般均衡与结构动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方面,我院于今秋推出“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吸引全校106名精英学子报名,在最终录取的30名学员中,14名学员专业排名前10名、7名学员专业排名第1,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智慧光芒与林老师的人格魅力在上大校园已经熠熠生辉。一年来,我院产生了“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本科生入围AEA会议论文、发表SSCI一区论文、研究生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等育人成果。服务社会方面,我院一批决策咨询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和上海市主要领导正面批示。

 

在这里,我还想分享我们长三角地区6家新结构机构的合作经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机构最密集、研究活力迸发的地区。截至目前,已有6家各具特色的新结构经济学机构落地长三角。6家机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精诚合作、协同发力,为中国自主理论创新贡献长三角的力量。今年7月在绍兴,9月在南京、10月在上海、11月在宁波,我们多次举行论坛,“聚焦十四五,谋划长三角,共话新结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智库建设、数据库合作等方面已达成合作倡议、并推动务实合作。我们的合作说明:长三角一体化,可率先从长三角新结构经济学高质量一体化做起!

 

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充满魅力的理论金矿,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光芒、合作的力量!林老师常说:新结构经济学是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能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发扬“干就干成一流、做就做到极致”的上大人精神,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及各兄弟单位共同努力,早醒早起、晨曦赶路、更上层楼,共同开创中国自主理论创新的伟大新时代!

 


 

王勇:

感谢尹院长,刚才尹院长分享了上海大学怎样集全校之力推进新结构经济学教学科研、政策实践各方面的经验。之前刘耀彬校长也分享了南昌大学怎样集全校之力,发挥自己的特色,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办出有特色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此外,尹应凯教授还专门介绍了长三角地区六家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的机构之间如何合作的情况,为我们联盟的工作打开了崭新的思路。

 

接下来我们邀请中山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张一林来给大家做演讲。一林特别年轻,但是他已经是我们新结构金融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了。

 


 

张一林:小荷才露尖尖角:新结构金融学,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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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一林

 

首先,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生日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刚才,鞠老师用一个飞机起飞和飞行降落的例子,非常形象地阐述了经济运行的规律。看似简单的单个航班的正常运行需要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力量作为支撑,而我们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就像航班正常运行一样,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支撑,那就是金融体系。现在有很多文件、会议都在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如果一个东西被反复地提及,往往说明我们期望它达到的效果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望金融服务实体,但当前的金融体系似乎没有像我们期盼的那么高效地服务实体,反而自身还出了问题,比如最近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必须分析清楚,为什么当下金融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实体?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新结构金融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希望回答并且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的地方。

 

那么,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总说金融服务实体,但实体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站在新结构的角度,认识、了解实体,要从结构的视角出发。生产袜子的企业和生产计算机的企业,虽然都属于制造业的范畴,但是它们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难道能够用支持袜子生产商的金融支持方式去服务制造计算机的企业吗?答案是否定的。新结构金融学继承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的思想,认为对于不同的产业,由于其产业特性不同,其所适合的金融支持的方式也应当不同。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基于我们国家的自身情况来发展金融体系。比如在我自己读书的时候,金融学的教材里有很大的篇幅在介绍银行,但它怎么介绍呢?主要的例子是全世界知名的银行,比如说富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斯坦利……而这些都是资产规模非常大的银行。按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发达的银行体系,因为全世界总资产规模前五大的银行里,前四大都在中国。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看中国的现实,金融还不能很好地服务实体,比如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记得大约在20年前,林老师就在讨论怎样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仍旧非常严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同时,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呢?这些都是我们新结构金融学想要回答并探索解决方案的问题。

 

我们中山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以新结构金融学作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主要方向。当然我们还处在不断建设的过程中,新结构金融学也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东西要探索。我记得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我和我的导师龚强老师,做新结构的研究,但是那个时候对新结构金融学其实没有非常深的理解(笑:我不能这样讲,我应该说我自己没有非常深的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尝试去做,做出来一些成果后,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理论还是得到了学界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去尝试、去探索,在新结构的视角下加深对金融的理解。

 

简单地展望一下我们未来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学术研究,如今我们有许多值得去研究的领域,也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徐佳君老师牵头建设的全球开发性金融的数据库,目前已初具雏形。这个数据库,将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我们学金融,并不会学开发性金融,也不清楚什么是开发性金融,但是现在开发性金融的重要性已经慢慢体现出来了。而徐老师做的这个工作,已经把新结构金融学推到了全球前沿。当然我们还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课程建设方面,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新结构金融学的课程,我们也参与到其中。在教材方面,付(才辉)老师正在牵头编写《新结构金融学导论》,尹(应凯)老师也参与其中。我们也希望一起写出一套不同于西方主流金融学教材、可以真正让学生知道金融究竟如何服务实体的教材。在政策实践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实践。比如说我们帮广东省政府做“十四五”规划的参考,正是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最后我再讲一下我们的机构建设。中山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在上个月刚刚成立,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林老师和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先生参加揭牌仪式,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心由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教授任主任,我任执行主任。在广东,一共有四家科研院校成立了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专门机构,除中山大学外,还有广州大学、哈工大深圳分校和广东省社科院,我把它们叫作“华南F4”,当然我们还不能叫“华南四小龙”,因为目前我们的机构仍然有许多待完善、待发展的地方。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吸纳更多的机构,发展成为F5、F6……。在新结构的学科建设上,要向长三角地区看齐,我们珠三角不能落后得太多(笑),所以未来还需要各位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术研究、在教材、在课程、在机构建设、在政策实践方面为我们提供指导,与我们一起合作。

 

谢谢大家!

 


 

王勇:

非常感谢一林。接下来这位发言者是我们北大的同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锁凌燕教授。锁老师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和我们院在教学方面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多合作。

 


 

锁凌燕: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新结构经济学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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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锁凌燕

 

各位老师、各位同事、各位嘉宾,我先代表我自己和我们学院,祝贺新结构院五周年庆典成功举行。我今天其实有点小激动,因为五年前我们见证新结构院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些模糊的想法,到今天我们把它落到了实处,这个是让我格外激动的一件事情。

 

北大经济学院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秉持人才培养为主线的宗旨,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和发展思路。过去,我们会把人才培养的标杆定在和国际接轨上。如果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和国外的培养体系无缝对接,能够非常快地适应国外的培养体系,能够在国际上和学者对话,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培养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到了最近这个十年,我们就会发现,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很多问题的解释变得相对无力。

 

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就提出了几个要思考的问题。一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到底应该怎么界定?在北大,我们很难去谈拔尖,因为学生已经是拔过尖的,到学校来再拔一次“尖”,我个人觉得既残酷,也没有益处。我们想培养更多卓越的人才,那卓越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至少有国际视野,又能够扎根中国实际,同时能够用国际上理解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上接受程度很高的理论体系来阐述他所遇到的经济现象,并且能够辐射实践。这样的卓越人才显然需要一个更卓越的培养体系来支撑。二是,新文科建设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有新的专业格局或者新的办学思路。如果秉持过去的体系和标准,看很难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才。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要做一点“风险投资”,而做风险投资意味着我们要尝试一些新的路径。

 

所以在新结构院成立的那段时期,我们就有了一些想法。这个学科有很多的创新思路,至少可以从在博士培养的层面进行交叉。所以我们首先和林老师率领的团队在博士人才培养方面做了一些交叉合作,尝试让学生在两院的导师队伍之间去选择第二导师,给学生一些新的输入,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阶段促成一些交叉,形成一些成果。之前我们就率先做了一些这样的努力,效果很好,我的一些学生回来告诉我:“老师,我觉得1+1>2。”他觉得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能够产生一些扩大的效果。当然,这种“投资”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也有一些学生确实觉得精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他们可能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角度。

 

在这个模式出台之后,我们就继续考虑本科生的培养。我们和林老师率领的团队做过多次讨论,怎么去培养能够有志于做理论创新、能够做出创新的本科生。现在本科生培养崇尚通识教育,我们希望学生留有更多去和不同领域、不同路径接口的机会。我们给学生很多选择,比如我们的经济学培养方案只有130学分,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130个小时的课堂时间乘以4倍的课外时间学好主专业,同时留有辅修和交叉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出了新结构本科实验班的方案,我把它总结为3个词,刚好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英文缩写)吻合。

 

首先,我觉得是S,这个S代表Solid,这个培养方案必须经过检验,有坚实的基础。本科生的培养应该特别地谨慎。这个方案的谨慎在于,首先,课堂的结构、课程设计必须非常坚实。我们的学生要具有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解决或解释中国问题,他要懂中国,懂世界,还要懂我们主流的方法体系。所以我们必须在课堂上把这些内容和基础给予强化。

 

另外,我们的整个培养体系,包括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也要Solid。林老师一直讲“知成一体”。我们在过去的培养过程中总结出:光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是不够的,他/她得去实践中去看,看到以后他才会相信、才会用,而且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在课程中还特别加入智库实践的环节。我们的学生不光要学这个理论,还要应用到地方乃至国际的实践当中去,才能认为他是合格的。另外,我们还要有其他的支撑体系,包括国际交流的机会,国内实践和调研的机会,还有奖助体系,所有的过程管理都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字母S, Solid。

 

第二,我们觉得是字母E。E是什么呢?就是Enthusiastic,要有热情。我们的热情来自于师生双方。我想说,风投最主要的是要选择好这团队。当时我们跟新结构院做实验班,就是觉得新结构院有一个热情的团队。林老师带领的这个团队,我觉得首先和我们在理念上是非常契合的。我们两院的老师基本同源,都有北大这种人才培养的传统,每次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能很快地形成共识。另外,这个团队也特别地投入,我很震惊于林老师这个团队的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还有对学科的热情,我觉得如果你看不清事情的最后结果,要素的投入只要到位了,再控制好过程,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团队的热情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学生的热情。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采取了面向全校二次遴选的方式,学生在大一的下学期报名,我们通过遴选,选出实验班的学生。我们首届招生不到10人,虽然报名的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出对这个学科有热情、对理论创新有追求、特别出色、比较适合的学生来从事这项事业。遴选这种方式也需要双方的投入。我记得,首次招生正好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没有办法跟同学面对面去交流,所以我们举行了线上交流会,我们两院的老师一共在一块儿答了三个多小时,林老师也亲自参与、就他自己回答问题也有一个多小时,加上会后群里的各种答疑和辅导,我觉得可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同学有一个充分的说明,来完成我们招生的工作。所以这个过程也非常需要投入。

 

再有,入学之后我们给学生配备一对一的导师,还有新结构的胡博老师和经济学院的李博老师担任“双博”班主任。每一位同学都有新结构经济学的老师和经济学院的老师做指导,双配备、豪华师生比,指导更为细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密集的投入,给同学更好的成长体验。当然,现在说结果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做风投一定要看到第一批学生成长起来的效果,我才敢向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汇报成效。但是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强化的过程管理,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期待。

 

第三,是N,就是New。我们的学科有创新,培养方式也要有一些创新。这种创新更多体现在导师和学生的有效交流上,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团队对本科生的支持。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我记得上个月,林老师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分享了一份文件,是新结构实验班本科同学的学习心得和林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真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有很强的交流和互动性。同学有新观点,林老师又特别地去给他们指出长处和可以再继续去思考的地方。这种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方式和创新的体系相信都能给实验班提供更好的成长支撑。我也有信心把实验班办好,能够给兄弟单位和国内其他院校提供更多可以借鉴的经验,给学科成长、学科建设提供更好的支撑。谢谢!

 


 

王勇:

非常感谢锁院长,我们这个环节发言的6位来自新结构经济学联盟的合作单位的领导学者,刚才都做了一个介绍,今天下午我们还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6位嘉宾的发言。

 

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断传承,不断努力。下面,我们请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张皓辰同学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赖端仪同学与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此时此刻的想法。

 


 

学生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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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生张皓辰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作为博士生的代表,来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生学习和发展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汇报。今天是新结构五周年的日子,是我们的庆典大会,也是我们的誓师大会。我们目前在读的有2018级、2019级和2020级三个年级的博士生,都将要在接下来五年之内完成自己博士阶段的学习,并且把接下来十五年作为自己学术生涯重要的奠基时期。具体来说,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博士生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新结构经济学博士培养上的绝对实力,到了2035年,我们博士生要能够独当一面,让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推广和应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记得两年前12月14日,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那天林老师对我们博士生们说,我们是新结构的黄埔一期,很高兴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我们心潮澎湃。今天我站在这里,激动的心情是类似的,不过相比于两年前,我们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自己博士期间学术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规划,对于我们学科建设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

 

总体来说,我对博士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学术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这种信心一方面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确实代表着中国经济学走向自主理论创新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是来源于我们学院科学的培养体系和严格的学术标准,以及来自学院老师们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关怀,他们把最前沿的技术和方法倾囊相授,让我们在研究的总体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技术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指导。我记得上半年疫情期间,林老师给我们每一个学生写的研究计划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时候林老师的批注比我们自己写的内容都长,而且把这些都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带给我们的一方面是感动和振奋,另一方面是研究院内部这种很好的学术交流和切磋讨论的氛围让我们得到快速的成长。

 

这种学习氛围还表现在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上,我们目前一年级的学生有自发组织的“三高”学习研讨班,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也根据不同领域形成了若干研习小组,这个小组不局限于研究院内部,还有很多北大经管学部其他院系的相同领域的学生共同加入进来,一方面便于大家学习前沿的文献和方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此的研究,也吸引更多人从事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当然,日后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以尝试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的各个高校和院系之间博士研究生的交流机制,大家和研究联盟的老师们一道,共同切磋和探讨,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目前我们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多样又相对集中,包括宏观增长、应用微观、贸易、区域、金融等方面,博士生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越来越多的见诸学术期刊的发表,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以及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上。

 

当然,说到底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干,“轰轰烈烈的局面是无数人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我们能够得益于这个学科的蓬勃发展给我们自身学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和便利,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们不懈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更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学习好、运用好、发展好新结构经济学,见证和解读好中国的发展奇迹,也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创造一个崭新的奇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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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学生赖端仪

 

亲爱的林老师,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黄埔一期”的学生赖端仪。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代表“林班”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送上真挚的祝福。

 

五周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点。和很多其他学院相比,五年的历史似乎十分短暂,但就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新结构研究院已发展得朝气蓬勃,各方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关注与讨论也越来越多。五周年也意味着新结构研究院的一切都还很年轻,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无限的活力。当然,尽管年轻,我们也传承着百年学府北大的“常为新”品质,融入了百年经济学院明德笃志,经世济民的血脉。

 

在这里,作为研究院最年轻的一个群体,我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林班”的学习生活,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眼中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也借此回答从参加全校二次遴选开始就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到底在追寻什么?

 

早在今年七月,林老师就向我们寄来了写有对每位学生签名祝福的教材,这于我们,就如同接到了黄埔军校、延安抗大一期的召集令。林班同学抱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初心相聚于此,共同坚信新结构经济学拥有着理论创新的无限机会和空间,我们要一起越过重峦叠嶂,一起进步,努力成长为能担中国甚至世界未来的脊梁。

 

在“林班”,我们初窥了全新维度的经济学理论,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开创性的以结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身处第三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发源地,我们追寻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根本性与前瞻性的思想力量。

 

在“林班”,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的育人模式和师生关系。作为教育部高度关注的本科实验项目,社会科学第一个自主创新的项目,首届“林班”不仅享受着研究院个性化设计的崭新丰富课程,北大经济学院也以其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成熟课程体系夯实着林班同学的经济学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奢侈地拥有三位导师,林老师,一位研究院导师和一位经院导师,众多博士学长、助教也慷慨提供了许多悉心指导。大家一定想象不到,繁忙如林老师,不仅从不缺席课堂,还加班加点对我们的作业进行批改答疑,作业上林老师旁批的字数甚至比我们自己写的还多。每月和林老师的午餐会,也带领着我们追寻百余年大学导师制的传世书香。

 

在这里,各位老师把我们当学者而不只是学生进行培养。我们的困惑,迷茫、求索,都能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的诚恳解答与帮助,正是这份十分可贵的尊重与包容,让我们有更进一步思考的动力和敢于发声的勇气。这正是学习和研究新理论的人最需要的品质之一,而研究院正于润物无声间对学生们进行着这一至关重要的培养。

 

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京大学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而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理论也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新,我相信,这份理论创新的使命,依然会有北大人的一份担当。五周年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她所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她培养的我们,都还年轻,都充满着干劲,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在这里追寻,让中国,让发展中国家一起走向繁荣之路。让我们引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一句话共勉:“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