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致辞

尊敬的吴岩司长，各位领导、各位学界的朋友：

大家上午好！作为这次师资培训班主办单位之一的负责人，我欢迎各位来参加这次的师资培训班。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倡导者、推动者，我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次的师资教学研究的培训班。

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为了落实总书记的讲话。在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主持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我个人非常荣幸作为经济学界的代表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总书记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非常庞大，成果也非常丰硕，但是我们现在缺乏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面，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我作为在经济学方面工作的一位学者，听了总书记的话以后，觉得责任重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实需要能够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面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

从学经济方面来讲，我应该算是在这一代人当中的先行者，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国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来工作的一个年轻学者。回顾过去30多年，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非常多，在引进的时候通常是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或是用我们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但是真正能够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目前来讲应该说是非常少。刚才董院长引用了一些统计数据，确实目前在全世界前五名的主流经济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当中，从2000年到现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只占总数的1.2%。在这几十篇论文当中，有70几位经济学家，但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只有12位，这没有反映出中国思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应该把总书记的讲话作为推动我们工作的动力，但同时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一方面是责任，另一方面也是机遇。我记得在1995年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祝贺的文章，在那个祝贺文章上，我做了几个预测。我说21世纪中国会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在1995年提出这样的预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话，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还是通过大量的引进。

当时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命题呢？仔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便可以发现，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宣告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那么从1776年到19世纪末，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英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马克思。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跟世界经济学主要理论的推动者会有这种时空的相对集中性？仔细来研究一下，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理论只不过讲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是越简单越好。既然是这个逻辑越简单越好，我们怎么能说哪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就是大师级的学者？其实他的重要性决定于你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重要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就是大师级的学者。

那么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世界上是毫无异议的。跟随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来研究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必然就是最重要的理论，这些学者就是大师级的学者。

世界经济中心随着中国的发展正在转移，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在2025年到2030年的时间，中国也会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和影响会越来越大。在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会超过英国，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那么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当然也就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经济现象上面，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便。因此当时我预测，提出这个命题。

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权利，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我那时的预测基本吻合。《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1995年提出这个命题，我想是给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的机遇，提出这个预测，抓住这个机遇，实际上不仅是说让我们能发表文章，让我们能成名，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理论是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面提到包括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有一种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发达国家这么发达，一定有它的道理，把这个道理学会，那么就可以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这个想法不仅是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我在2008年到世界银行工作以后，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都跟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有同样的想法，认为到西天取经就能实现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目前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台湾，一个是韩国，成功的国家非常少，中国大陆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中，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理论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直接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前提条件，拿到发展中国家中不适用，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抓住时代的机遇，作为知识分子想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提出来自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方案，才能真正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过程中，必然还有很多挑战，这些挑战的解决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但是也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指导需要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会有比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表现在经济上的复兴，也必然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复兴，而新结构经济学想推动的就是承担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和给我们的责任，希望我们能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看到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来参加首届师资培训班，还有这么多领导的支持，我们信心满满，一定能够抓住时代的机遇，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