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4月28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主办的第一期新结构朗润知成论坛成功举行。我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博士在第一期新结构朗润知成论坛上作总结讲话，以下为讲话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秋运讲新结构经济学，觉得讲得非常好！这次论坛的信息量很大，内容也很丰富。前面秋运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讲解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脉络和实践过程，对照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建议，我们发现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事实上，在2008年世界银行组织的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发布了一个报告，该报告是世界银行用两年时间共花费600万美元完成的增长报告，旨在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究竟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此请了三拨人：第一拨是包括Robert Solow，Paul Romer在内的提出经济增长理论诺奖级的经济学家们，也就是理论界；第二拨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老板，他们知道现实市场中企业发展面临的约束是什么；第三拨人是各个国家的财经官员，也包括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后，经过这些人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该报告总结了相对比较成功的13个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但是它们（实现高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与经济学理论好像没有关系，成功似乎更像是偶然的。主持世界银行这个增长报告的诺奖得主Michael Spence自己也承认，从这些成功经济体总结出来的共性只是“食材”，但是大家却尚未知道如何实现经济繁荣的“食谱”，不知道如何将这些“食材”炒成好菜，因此都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所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失败的，至少是存在重大缺陷的，这一点并非我们新结构经济学者的无稽之谈。林毅夫老师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地对其进行了解。从“朗润知成论坛”的本心出发：如何将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秋运也提到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正式提出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在一起，即在政府会议报告中提出“有为政府”这一说法。“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概念，是对传统经济学政府决策观点的一个有力冲击。2016年这个概念刚刚提出时，我们遭到国内学术界大批判，批判者说主流教科书中讲的均是“有限政府”，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有为政府”是对政府妄为的包庇，甚至是计划经济的复辟，阻碍市场化改革。这些批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批评者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有为政府”存在重要的误解。其实我们讲的政府“有为”，并不是“乱为”，也不是“不作为”。政府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培育、规范和补充市场。与教科书中对政府角色的定位不同，新结构经济学更加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的差异性，更加强调在制度转轨与改革过程中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保持稳定、有序执行的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诸多概念与主张，存在的类似误解还有很多，特别需要澄清。为此我在2017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现在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央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主张的认同，但是学术界的讨论可能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国内发展合作部的主要发力点就是帮助各级政府更好地发挥“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同时推进产业升级与市场化改革。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角度，我认为需要将林毅夫老师提出的“知成一体”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国内发展合作部为各级政府做政策咨询，最终还是要落地，落实在产业结构升级上。

 

秋运的报告也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整个政策思路是先看自己有什么，能够做好什么，然后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好，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那我们自己有什么？就是禀赋结构。与此相对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则是主张先看发达国家有什么，然后将自己与发达国家对照，缺什么补什么，结果很容易造成要么是“大跃进”式的产业技术赶超，要么是“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赶超，欲速则不达，最后要么导致政府系统性“乱为”而且市场系统性“萎缩”从而经济停滞社会僵化的后果，要么导致政府系统性“不作为”而且市场系统性“失效”从而秩序混乱经济动荡的社会经济危机。这是新结构经济学跟主流经济学之间核心的差异。

 

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各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世界上不同经济体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我们新结构的研究与实践，不仅能够帮助国内各个地区根据当地的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更好地实现健康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而且基于中国各个地区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对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由此看来，我们正做着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我们院一直强调“知成一体”，要求学术教学和政策实践要更好地互相沟通，互相促进。例如，我们院要求博士生必须参与我院政策实践部门安排的政策实践活动，满足相关学分要求，不能唯论文论，不能唯书本论，这是我们博士教学项目的一个特色。现在的“林毅夫班”，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我们也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政策实践，满足相应学分。我们院作为国家首批二十五家高端智库之一，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具有自主理论创新的经济学智库，具有将学术教学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甚至优势，应该充分利用好这方面的条件。

 

不仅在教学上，在研究中我们也希望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能够更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和国际发展合作部的主任于佳博士曾共同撰写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光伏产业的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很多人批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主要是在批评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失败。不少批评者认为，新结构经济学讲“有为政府”，但现实中有很多荒谬和低效的产业政策，因此就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批评者的逻辑。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支持的正确的产业政策，并非支持所有的产业政策。中国的光伏产业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当成是失败的典型案例，但是我和于佳老师梳理之后发现并非如此。光伏产业政策的确在一个阶段存在重大失误，但是从长期动态观察，现在中国的光伏产业在上、中、下游产能都占全世界50%以上，从最早的“追赶型”变成“领先型”，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现在又成为“转进型”产业，应该更好地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相应的绿色能源。

 

近期，我正与秋运、长征以及今秋即将入学的博士生徐婉一起撰写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论文。这是一个被大家认为“骗补”现象严重的产业。的确，政府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乱为”的情形，我们需要把这些“乱为”总结出来，也需要把政府“不作为”的事情总结出来，让现在的政府做真正对的事情、有为的事情。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性五大类型，对应的产业政策和具体的产业指向是不同的，这也是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共同聚焦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说，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这些新的观点与理念不能只是挂在嘴上，我们是要接受国际学术界最严苛的学术审查，概念定义是否清楚，如何进行测度，这都是需要我们去下足功夫努力研究清楚的。我们做经济学学术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而是要与我们的政策实践和现实观察密切互动的，这是我们的根本理念。我们政策研究部门的很多老师完全可以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他们都训练有素，有实力和能力发表学术论文。未来政策实践部门和学术部门也应该有更多的互动与合作，比如在案例研究方面。案例撰写的过程非常不易，并非简单写流水账，而是需要首先掌握已有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从案例的梳理中寻找支持和反对这些理论观点的内容，特别是挖掘那些现有理论尚未很好解释的重要内容，进而能启发学者提出新的学术问题，需要筛选出哪些应该写，应该详细写，这都很见功底。

 

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和实践并不是北大一家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今天我马上要去郑州大学：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学，讨论在那里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事情。目前，我们已经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西藏大学以及波兰的华沙大学等数十家高校正式挂牌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院），还有40家左右在筹备。今年5月9日南开大学将正式挂牌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同仁逐渐认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意义与机遇，并携手共同去开拓和推进。这些兄弟单位对当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以后在做国内政策实践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这个合作平台，形成更大的合力。

 

今天在座的还有很多是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同仁，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无论是在国内智库还是国际智库方面的实践，都特别需要我们业界的同仁和政策界的同仁参与。我们知道学术界的观点可能是有偏的，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像世界银行撰写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的过程一样把不同背景的人召集起来，大家共同探讨，这个产业到底怎么发展，经济到底怎么发展。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怎么样去规范它，从企业的角度谈谈遇到了什么瓶颈，政府为什么不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或者为什么要卡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了这些不同的侧面，才能更好地把产业发展起来，把改革做到实处。

 

我们希望能够树立并推动“结构革命”的雄心壮志。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结构经济学做了非常长的批示，鼓励我们继续做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前不久关于“新文科”建设的发言中也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重点样板给予高度肯定与介绍。这些都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觉得重任在肩，需要加倍努力。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力争在林老师的带领下将这件事情做好。这么壮丽宏伟的事业，不是北大一家的事，甚至也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比如，我们有佳君老师牵头的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简称GReCEST），这个联盟包含了三十多家国际机构，我们和国际发展经济学政策界的其他同仁们一起推动“知成一体”的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的朗润知成论坛的第一讲我觉得举办得非常成功，我收获很大。我也非常期待其他的同事和朋友在接下来的知成论坛中的报告，我会继续过来学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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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宏观发展、中国与印度经济、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国际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SSCI)副主编，Economic Modelling (SSCI)副主编，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经济学（季刊）》等期刊特邀编辑。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的顾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著有《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产业政策: 总结、反思与展望》、《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 理论与案例》、《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荣获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年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Franklin最佳教学奖。曾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财办、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政策课题。

 

新结构朗润知成论坛

新结构朗润知成论坛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定期主办的政策研究实践论坛，旨在贯彻新结构经济学“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倡导“唯成乃真知”的学风。该论坛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案例相结合，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理论，才是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理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学术交流、政策咨询和实践案例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其目的在于通过政策实践研讨、热点政策解读、智库案例分析，进一步学习和推广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坛计划每两周组织一次。

 

新结构朗润知成论坛安排一览表

 

注：以通知为准，到时会根据安排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