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徐铭梽助理教授与奥胡斯大学Luca Macedoni助理教授的合作论文——“Flexibility and Productivit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Firm Heterogeneity”，被经济学国际权威期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接受。

 

该研究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生产率（Productivity）是企业单一属性的假说，即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会拥有更大的销售规模，提供更多种类的产品。在单一属性贸易模型基础上，本文引入企业二维的异质属性，拓展了新新贸易理论，即除了生产率之外，企业之间的另一重要差异是在目的市场引入新产品的能力，即生产灵活度（Flexibility）。通过对拓展后的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具备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具有低灵活度；忽略生产灵活度属性将严重低估贸易的福利效应 (Gains from Trade)。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本文首先描述了一系列经典贸易模型不能解释的现象：在中国出口企业中存在许多销售额较高，但商品种类较少的企业，也同时存在许多销售额较低，但商品种类繁多的企业。销售额与产品种类数之间的矛盾与新新贸易理论中“生产力为厂商唯一决定因素”的假说不符。为了解释这些事实，本文引入企业二维的异质属性，即除了生产率之外，企业之间的另一重要差异是在目的市场引入新产品的能力，即生产灵活度。事实上，生产灵活度概念早在2010年由Eckel and Neary (2010) 提出，定义是企业引进新产品时，对生产过程进行最小的调整的能力。在 Eckel and Neary (2010) 中，企业是完全灵活和柔性的。而在本文的模型中，企业的灵活性受到不同目的地的冲击。这体现了企业适应外国非关税壁垒的能力，也体现了企业的生产工艺（比如资本使用）的先进性。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具备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具有低灵活度。因此，传统新新贸易模型所做的福利分析会低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除此之外，研究发现这种灵活度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资本密集度。生产率与灵活度的负向关系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更为明显（例如，机械、电子仪器制造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高生产率的企业更不易通过扩展生产线来生产其他种类的产品。相反，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例如，纺织和成衣制造等行业），生产率与灵活度的负向关系并不显著。这一重要现象揭示，贸易的福利效应在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对于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如果按照新新贸易理论，贸易的福利效应会被严重低估。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在于，本文拓展的理论能够更好匹配商品种类少但销售额多的大公司，这种大公司广泛存在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具体来说，在传统新新贸易模型中，商品种类少的厂商销售额也小，因此，他们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较小。相反，在拓展的模型中，商品种类少的公司也可以赚取大额收入，因此贸易冲击的作用具有更大的总体影响。由于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存在更明显的“生产力与灵活度的负向关系”，资本密集型行业享受的贸易福利可能也越大。该研究对研究产业变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企业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企业更容易专精于某些产品，由此企业之间形成了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从而导致灵活度的降低。第二，本文强调了行业要素密集度上的异质性。生产率对灵活度的负向影响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更加明显，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却不显著。所以，随着生产率提高，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对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情况产生了内生的影响。基于以上两个特征，本文对新结构经济学后续深入行业内部的探讨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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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铭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201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18至2019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博士后研究员，并于同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访问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结构，经济发展。其研究论文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一流杂志上。主持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