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17年12月9日至10日，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英杰会议交流中心举行，会议主题是经济转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林毅夫、黄奇帆、魏尚进、庄巨忠、李钟和（Jong-Wha Lee）等多位深具国际影响的专家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来自多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十余名学者报告了学术论文。

 

 

 

会议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王勇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并进行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演讲。演讲主要讨论了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的影响，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提出这一倡议的原因。 1978年至2016年，中国由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起步发展，实现了年平均9.6%的增长和14.8%的贸易增长。林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双轨制的转型方式有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开放的方式增强市场竞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带来了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逐渐使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具有了比较优势。国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可以在2025年左右跨国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30年左右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时，需要对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健康、人道主义援助、社会保障体系等，但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这些援助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发展瓶颈。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依赖于技术创新，二方面来自高附加值产业的不断涌现。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生产的规模经济增大，需要现代化的资本和机器设备，需要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作为支撑。因此，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要元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瓶颈是基础设施的缺乏。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进行了题为《度量并克服服务贸易壁垒：国际竞争性竞标的作用》的主题演讲。基础设施建设中，往往需要对外采购服务，因而服务贸易壁垒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ADB）50年内资助项目的对外采购数据，魏尚进教授团队研究了国际竞争性竞标（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bidding, ICB）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效率的影响。基于ICB对资助项目规模有一定要求的特性，研究采用了断点不连续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ICB的使用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言，降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壁垒。在低收入、竞争性较弱的国家，ICB对项目效率的提高作用较为显著；但在执行力制约较弱的国家，ICB的影响减弱。总体而言，ICB的使用减少了项目拖延，提高了整体效率。

 

 

来自高丽大学的李钟和教授进行了题为《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题演讲。中等收入陷阱是增长领域一个重要问题。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是讨论什么因素使得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可以收敛到高等收入国家，什么因素使得另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假设是否成立（即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有更大的概率发生衰退）。通过定义增长成功收敛、经济衰退和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识别了不同经济体在1960到2014年期间的变化：22个成功收敛，57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没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更容易出现增长率剧烈下降（即否认了中等收入陷阱假设）。通过对增长成功收敛和中等收入陷阱两类结果分别进行Probit回归，作者发现成功收敛的国家往往有高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占比、有效的法律系统、低价的投资品以及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和专利。而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与过快的投资扩散、犹豫不决的制度改革，以及一些不占优的地理环境、贸易和技术因素有关。研究认为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新兴经济体需要非常谨慎地处理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骆许蓓发表了题为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frastructure的报告。她指出：首先提高基础设施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很重要，也有助于消除贫困；其次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也可能使得某些地区受损；最后，关键在于在正确的地方发展正确的基础设施。

 

 

西澳大学教授吴延瑞报告了他的论文《无形资产、信息通信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无形资产近年来被视为经济增长新的决定因素。然而，关于无形资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却研究甚少。吴教授首次从宏观层面证明了了无形资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本文表明R&D投入和公司能力的差异在解释信息通信技术与中国地区无形资产的互补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与先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东京大学的Kenichi Ueda报告了题为《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理论文章。Lucas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快速革命的过程，那么对资本的高需求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工业革命发生过，但实际上这些工业革命国家都是自己积累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借用其他国家的资本，这种现实和理论的矛盾被称为Lucas悖论。Ueda通过加入硬通货约束来从开放宏观的视角拓展Lucas(2002)模型，得到工业化国家积累大量黄金主要是由于相对生产力的提高的结论，解释了大额贸易顺差和Lucas悖论。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刘丹报告了她的论文《高速公路与贸易: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基础设施如何影响贸易？刘丹通过使用企业和公路的地理位置信息构建公司级别的公路连通性数据来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和不可观测的城市和行业的时变因素之后，公路连通性的改善可以显着地促进公司的出口。更有意思的是，生产率低的公司比高生产力公司从高速公路获益更多。此外，高速公路还帮助企业扩大出口和进口范围。

 

 

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付喆老师介绍了他的论文《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工资不平等与经济产出》。从2008年开始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率开始加速，同时基础设施在GDP中一直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而，作者通过一个动态模型来探索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和工人技能溢价的影响。通过校准方法，他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可以解释12%的产出增长和37%的技能溢价的下降。

 

 

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江深哲老师报告了他的题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荣与衰》的论文。他建立了一个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的模型去解释现实当中资本回报率迅速走低但是房价依然坚挺的现象。通过校准模型，他发现如果房地产的泡沫破灭，房价会下降39%，GDP会下降3.8%。但是从长期看产出的水平要比泡沫没有破灭高。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庆华老师做了题为《更向外扩张: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的空间特征》的介绍。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讨论了城市土地扩张地理特征的决定因素。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刻画其升迁机制与城市土地扩张相关的官员的行为，然后他们利用2000年到2012年的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与城市领导者进行匹配去检验理论，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是高度一致的。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李涵教授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高速公路连接与当地就业对城市等级的反应》。他和合作者们研究了中国县域的本地劳动力供给对于高速公路开通的反应，他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使得本地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从而导致了本县区的劳动力供给减少。

 

 

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吴桂英老师介绍了她的论文《估计中国公共基础设施的生产力》。她和她的合作者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估计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并且用中国的企业层面生产数据和省级的基础设施数据来实际测算。他们发现，从1999年到2007年实际的平均回报率在6%左右，如果考虑全国层面的溢出效应的话这个回报率会增长为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