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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第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会议简报(三)

2018-08-10

内容摘要:

 

会议简报(三)

 

 

 

苗建军:

经济趋同、金融发展与政策分析

 

8月7日上午,波士顿大学苗建军教授发表了题为“经济趋同、金融发展与政策分析”的演讲,汇报了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王鹏飞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

 

苗教授的研究,希望从把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考察,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赶超而另一些没有。作者使用了引入信贷约束的世代交叠模型,在Aghion,Howitt和Mayer-Foulkes(1995)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效用、个体异质性(分储蓄者和创业者两类)和储蓄者的风险厌恶等因素。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竞争性均衡下,如果不存在信贷约束,经济体可以达到世界前沿的增长速度,而如果信贷约束很严重,则增长速度会受制于信贷约束程度,甚至陷入贫困陷阱。

 

进一步地,作者通过求解社会计划者问题给出了最有效率的配置结果,并分析了造成无效率结果的原因:中间产品生产中的市场势力、创新者的外部性、信贷市场的不完全和世代交叠模型本身的无效率。最后,作者基于前面的模型,给出一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干预措施,使得竞争性均衡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

 

 

 

戴若尘:

社交网络和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戴若尘教授在其研究中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人的社交关系上,并指出中国的社交关系是推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的分析框架由以下4部分构成。

 

第一步,戴若尘教授首先指明人口密度是反映社交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越多,该地区的社交关系也就越强。结合CFPS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

 

研究的第二步为理论模型的构建,理论模型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企业集中度的动态过程及企业规模的动态过程。在社交网络的动态过程中,戴若尘教授在研究中指出在每个时间点上,一个地区的社交关系越强,该地区企业的集中度也就越高。在企业规模的动态过程中,戴若尘教授则得出一个地区的社交关系越强,该地区企业进入的初始资本及进入企业的边际数量则会越低的结论。

 

此后,戴若尘教授运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SAIC)企业注册数据就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及反事实分析。并给出了研究的最终结论,在上述分析框架下,企业规模及生产率的差异性可以由社交关系的强弱来解释。这时,补贴政策将导致产生技术外溢,原有研究中无效率的税收和一些管制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则变得有效。

 

 

静霆:

人才配置,地理环境与离岸研发

 

8月7号上午的最后一场讲座中,樊静霆教授发表了题为“人才配置,地理环境与离岸研发”的演讲。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贸易以及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的利弊中,却少有研究将关注点放在跨国公司的离岸研发上。樊静霆教授则在今天的讲座中强调了离岸研发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简要汇报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讲座内容主要分为4个部分:离岸研发相关概念的介绍,理论模型的构建,定量分析及结论。

 

樊静霆教授首先阐述了离岸研发的衡量方法:以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东道国R&D的比例来衡量。之后简要介绍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在樊静霆教授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厂商与异质性的研发人员相互匹配,离岸研发设计新产品、进行离岸生产,并最终出口产品。公司管理效率以及研发人员天赋的跨国差距是跨国公司进行离岸研发的一个主要动机(“人才并购”动机)。贸易摩擦对离岸生产的阻碍和贸易成本的提升则是跨国公司进行离岸研发的另一个动机(“市场准入”动机)。

 

之后樊静霆教授使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为上述两个动机提供了实证上的支持。并通过定量分析指出:两国之间禀赋结构的差距及“市场准入”动机可以解释90%的离岸研发水平。离岸研发将使参与国的福利水平平均提升1.2倍,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将从中受益更多。

 

 

撰稿:蒋扬天
经朱礼军老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