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报》：在过去30年中，波兰一直是欧洲GDP增长的领跑者。近几年来，波兰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5%的增长速度。然而，大多数国际机构评估，很快我们的增长率将持续下降2-3％。您认为，这是我们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导致的吗？

林毅夫：首先应该祝贺波兰！波兰经济保持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欧洲地区的其他国家正在失去发展动力。特别难得的是，波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虽然目前看来还不太明显。我相信，这一成功是尊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以及政府积极辅助的结果。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一个健康，多元化的经济需要一个有效的市场，同时也需要强大的、能帮助私营部门铲除发展障碍的国家力量。如果波兰能维持这些条件，那它依旧能保持快速增长。

《共和国报》：会有多快呢？

林毅夫：波兰已经进入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行列，但仍远低于美国和德国。这意味着在需要大量人力资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政府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帮助它们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波兰经济就能赶上其他国家，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可以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

《共和国报》：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不是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阻力吗？波兰可是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欧盟国家之一。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因为需要大量的养老金来支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消费，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障等。这些费用会不断增加，但如果波兰提前做好准备，经济就不会受到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适龄劳动力的数量将越来越少。但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非数量。因此，有必要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同时关注那些将创造高价值工作岗位的公司的发展。借助这些方法，人们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将会增长，也就更容易在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之间进行分配。延迟退休年龄也是必然趋势。在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日本，很多7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还在工作。在东京的出租车上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

《共和国报》：您曾经提到，国家将在维持波兰的快速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波兰经济的评估，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成分太多了。波兰的国有企业在就业和增值方面的份额明显高于其他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接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这些国有企业生产力低，或许私有化才是波兰发展的正确道路……

林毅夫：不应该教条化地对待私有化。尽管您指出了问题，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波兰经济在过去30年中是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因为波兰在转型的第一阶段发展比较平稳，而之后的经济恢复又非常具有活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波兰在私营经济成分和国营经济成分之间存在平衡。私营企业通常比国有企业更具生产力，这是事实。但某些国家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比波兰更激进的私有化，结果在转型初期，经济活动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崩溃，再加上政治腐败的出现，生产力完全没有提高。从理论上讲，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应该由国家控制：首先是与国家安全与国防相关的行业和经济部门，它往往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如果这些产业不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则需要国家的支持和补贴。如果这些公司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支持的透明度会更高。其次是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共服务领域，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把公共服务外包给私营企业，为了避免私人垄断，私企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管，因此更透明的做法是把它们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共和国报》：政府可以将国有企业用于政治目的。例如，在波兰，能源公司支持煤炭开采，但这并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林毅夫：这是错误的做法。波兰必须转向可再生能源。但目前我尚不清楚能源公司的私有化是否会改变一切。这些能源公司的所有者可能会对国家的能源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他们还可能影响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多样化的实现可能比现在更加困难。许多公司在国家控制下运行效率低下，需要国家补贴，而它们被私有化后则需要国家更多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公司的私有化会造成难以监管的寡头垄断。

《共和国报》：事实上，波兰并不存在寡头垄断。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尔钦·皮亚考斯基(Marcin Piątkowski)认为，社会平等是波兰人民共和国以及私有化进程缓慢的遗产，是近几十年来波兰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源泉之一。而最近的数据显示居民的收入差距大，波兰甚至可能是欧盟区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您认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忧虑吗？

林毅夫：收入分配应成为每个政府关心的重点。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最佳策略就是创造高薪工作。总结起来就是找到具有隐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并消除发展障碍，以便他们获得竞争优势。这些公司将逐步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提高员工工资水平，从而遏制收入不平等趋势。

《共和国报》：如何确定哪些行业可以长远发展？

林毅夫：根据我的经验，值得发展出口产业，它们在过去20年中发展良好，而且具有类似的生产要素结构，只不过现在更加多样化。对于波兰而言，德国是一个参照物。

《共和国报》：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这种发展策略是否失去指导意义？因为当潜在客户消失时，会更难以促进出口。

林毅夫：是的，这仍然是一个合理的策略。我不认为逆全球化是永久性现象。保护主义的出现恰好是美国收入不平等恶化的结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金融自由化。由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与全球化同时发生，政治家们往往把责任归咎于后者。但是，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过度不平等问题，而美国自身的经济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去年，尽管美国增加了关税，但其对华贸易逆差和整体贸易逆差都有所增加。我认为，华盛顿最终会明白其政策对美国自身是有害的。

《共和国报》：如果美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将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取胜吗？

林毅夫：中美贸易战中只会有输家，不会有赢家。中国完全有理由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因此我相信，即使存在美国的保护主义，中国依旧会越来越开放。

《共和国报》：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的永久贸易逆差和其它国家（如德国）的永久盈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保护主义不起作用，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林毅夫：毫无疑问，全球经济失衡应该受到限制，但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这是美国人民支出不断超过储蓄带来的后果。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引发危机。但美国享有特权，因为美元具有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目前被其它国家所接受，这也意味着美国可以印刷美元来购买它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华盛顿想要保持贸易平衡，它有两种选择：要么开始储蓄，要么放弃美元强势政策。

《共和国报》：第二个选项可能是唯一的选择。美元的地位意味着对这种货币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因此，正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 – 美元太强大了，这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并推动了进口……

林毅夫：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时候，虽然当时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但是没有出现全球金融失衡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美元和黄金的脱钩，结果，美国可以印刷他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美元。这种机制利用了金融部门，它寻求放松金融管制，以便能够在国内提供无限数量的贷款，而当国内需求不足时，则转向国外。美元流向国外，但那里的借款人必须换取当地货币，然后将美元汇到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购买美国债券以获得任何可接受的储备。看上去其他国家对美国债券的需求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但是，这些美元在世界购买美国债务之前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

《共和国报》：也就是说美国自身必须进行调整？

林毅夫：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