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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旗舰项目】随感:知成一体之路——NSE沿海调研手记
来源:时间:2017-11-24作者:



知成一体之路——NSE沿海调研手记
秦北辰(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7级硕士)




一、调研缘起

今年7月,我有幸作为为数不多的本科生,参与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夏令营活动、亲耳聆听林毅夫老师等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课程。林老师的事迹与著作,是当初激励我选择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最重要动力。


一连五天的活动紧张、充实又富有挑战。在闭幕式上,林老师称我们为“战友”,表达了希望我们参与到研习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理论,为助力国家发展、改善世界贫困而努力的事业中去的愿望。


带着这样的号召与使命,7月下旬起,我又有幸参与中心在珠三角、长三角举办的“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实地调研”项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同中心的老师一起,访问了广州、中山、东莞、宁波等地的制造业企业、基层政府、商业团体,调研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压力情况、海外投资现状与计划。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当书本上的经济学、企业知识遇上经济生活中的现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因为阅历不到而产生的误解。林毅夫老师曾说,只有能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我愈发觉得,这样的实地调研,是发现有用理论的必由阶段。


居庙堂易,处江湖难。基层政府企业的喜悦与辛酸,是在大城市的商场里绝难耳闻与眼见的;真实世界的复杂、精彩、困难,又是在书本上绝难理解透的——破解经济学书本上一带而过的“约束条件”,成了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十分感谢一路上敬业的带队老师与认真的同伴的包容、帮忙。一路走来,经历不少,感慨也不少。在本文中,我要先回顾一路调研对企业家、个别企业与基层官员的一点主观感受,再把一路上我对研究方法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做一个简单的陈述。印象主观、思考浅陋,只是希望能为有兴趣者,来做一个参考。


二、企业家印象

在广东某镇,当地政府的科长亲自开着车,带着我与伙伴连着跑了八家规模以上企业、与他们的老总直接交流。这些企业的门宇虽都设计恢弘、各具气派,但门牌上的光泽、办公区域的新旧治乱则各有不同。想起来当年建设时都各具企业家自身的豪气,如今好坏昌败,则各有不同。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里,制造业企业运作如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老板们虽然并不都知道“北京大学”与“北京人民大学”的区别,但毕竟是见到“北京来的高才生”,大都十分客气。见到“文化人”,总要泡些茶来招待。这些坐拥销售额上千万元企业的老板,大多文化水平并不高——相较于书本上的死知识,更相信自己一刀一剑打拼出来的活经验。和他们聊,难讲“比较优势”、“转型升级”,比较实在的是“税负负担”、“最低工资”、“环保标准”。


这其实非常现实、也无可指摘。就像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精神所指出的,理论是为了解释现实、指导未来的。各种抽象的名词、说法、宏观观察,都是为了方便研究者的分析与总结、而非传播与交流。如果这样的专有名词、说法成为禁锢了了解真实世界的方式,那就成为舍本逐末了。知识分子与其所研究的对象群体相比,自然是后者远远为多数。前者用一套话语禁锢住了与后者的联系,远远不应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


“走出去,走不了啊。”见是懵懂的学生,老板们收起了市井间用以自卫的狡黠,谈笑间颇为真诚。我们见到数据上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想当然地从学理上认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将厂搬到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地区。然而,老板们及其现实的考虑,却是我在书本与数学公式上从未读到的。


“这个厂,我还是要交给我儿子。”老板很坦诚,“我老了,拼不动了。规模收缩一点没关系,要留子孙饭出来。”在这里,这位老板的考虑并不是企业的生存、生意的规则,而是子孙的传承、境遇的安稳、家底的保留。


还有更为现实的问题。有老板讲,一些普遍被认为成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地的企业,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复杂,工人素质也难说满意。“上午发工资,下午人就没了”,“一加班就罢工,给加班费都不行”。


中资企业独自在海外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也难以估量。闲聊起走出去的问题,所有的老板几乎都提到了一个问题:谁带我们去?和谁一起?企业单枪匹马闯入万里异域的一个国家,并非如想来那样容易。工人、管理者、对接企业都是当地的,“外来和尚”是否念得起经,其实值得怀疑。


最后则是企业家的个人素质问题。我对这些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充满敬意。但是,早年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也折射了企业家个人的知识、眼界的局限。在如今这个转型时代的大关口,更习惯于相信自己经验而非专业研究的企业家们,多少会有些迷茫与无助。他们对外面发生的事情难说完全了解,也对脱离自己的舒适区抱有警戒:要他们放弃手里的不小成就、安逸环境,再来重新创业,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这引起了我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正像林老师说的,提出一个自洽的理论还不够,还要看理论是否能真正解释现象。如果在学理的推演上逻辑严密、处理漂亮,但忘记了真实世界的限制条件、解决不了真实世界的问题,那这样的理论很难讲是有用处的。


虽然弗里德曼曾讲过不能用模型的假设正确与否判断其价值,但这更像是对经济学处理问题方法的尊重,而非“避实就虚”、不去了解真实世界的借口吧。


三、不转型,就出局

有一家企业,就占据着广州某村村口最显耀的位置。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对方颇带自豪地告诉我,企业很好找,一到村口“就看到我们大牌子了”。


确实显眼。四层楼的大厦、正门口的产品门店、侧面的大厂房、院内不小的广场。不过,看门的老人却很诧异有客来访,拿出发黄的访客登记簿交我签字。我发现本子上仅有的三条记录,上一次有客来访已是快一个月之前。


这是家鞋厂,或者这曾是个做鞋的工厂。院内很安静,厂房紧闭着门。沿阶梯上楼,看到整齐排列的办公桌旁并没有人处理事务。四五个四五十岁的阿姨,坐在小凳上,手工在为鞋子做着什么加工。身边的鞋盒、包装纸、各色鞋子铺满了房间,红绿之间,难见章法。


老总的办公室在顶楼,空调不是太灵光。墙上挂着集团总裁获得EMBA的毕业照,笑容上落了不少灰尘。这家企业的老总,是我一月来所访问者中最善谈的。不是我和伙伴问她,是她抓着我们聊,希望把所有的委曲苦衷,倾泻而出。


“供不应求啊!当年我们的订单就等在门口,下了流水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令她难忘的景象,已是世纪初的事情了。公司有美国集团公司的自主品牌,也同时将产品内销中国内地、出口美国与东南亚市场。但是,它的是样式与设计却是照搬美国公司的。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那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外需充足的年代,似乎不成问题。在经济危机、外需疲软后,这样的模式明显出现了问题。当美国样式不再受市场的青睐,公司也就走到了销售的死路上去了。


她向我谈的最多的,是在订单减少后如何打开销路。这样的努力,却听起来更像同行间为了增加销量的恶性竞争。她的问卷答案表明,在样式与产品设计上,她却并没有投入很大的力气。


现在,就像她口中当年的急剧扩张一样,这家企业已经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收缩。老板指着楼下告诉我们,那家门店是全国仅剩的门店。线上销售的产品,甚至是他们去年、前年积压的库存。


她将衰落归因于电商与命运。电商挤占市场,实体店开不下去了;时运不济,没有当年的订单了。她可能没有想过,恐怕改变身边已经卖了很长时间的鞋子样式、开发新产品、甚至转移到其他附加值更高的行业,才是生存之道吧。


像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数十年大开大合的兴衰。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涨,不能转移到高附加值产业(“微笑曲线”两端)或者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样的产业发展已经难以像当年那样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于是,企业主的得意变成了落寞,讲起今天的窘境,不免心生抱怨。


想起来,企业主还是这一位,十年间,”企业家精神“也未必有多大程度的消退,如果不从结构的角度,怎样解读这样急剧的转变呢?


还有企业则在产品设计上下功夫,提高产品的增加值。虽然还制造当年创业起步时的产品,但已经将更多的资金与精力倾注在新样式、新产品、新产业的设计上。甚至每年总销售额中新产品更新率可以达到80%。这家企业,在前段时间低迷的经济形势下,还能保持基本的盈利和运营。虽然其他很多原因都应考虑,我们也看到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力量。


四、 基层政府印象

同样是在中山某镇,我和伙伴在镇政府里苦坐了半天。被镇某职能部门通知的数十家企业都没有到场。这其中固然可能有地方办事人员办事力度的原因,但却着实有其余深层的原因在。当我和伙伴自己用该局座机通知企业时,竟不止一次被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当真正访问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行会组织,我也对“政府——市场“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生长在北方,我一直认为在北方的政府市场联动关系是中国唯一的形式;在阅读对南方特别是广东的相关报道与文献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将其套上北方的政企联动模式。访问南粤企业,我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联动方式与政企关系、政商环境。


我曾在电话中直呼了一次“张科长”,把对方吓了一跳。张科长告诉我,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敬语称呼他。随后,张科长在和企业的通话中直接被企业接线员骂起了娘。


我面前的这位政府基层官员,有着与我北方家乡同类官员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方式。为了我们能顺利访问,他要与对方企业再三打电话确认;他被企业老总放过鸽子、也曾带着工作证被人拦在企业门外。


我深深地体会到,身处在这样年产值千万、上亿的企业之中,镇政府的角色可能更为微妙。即便是职能部门,他们的基层官员也未必能得到企业的尊重。这在中国的北方,大概更不容易发生。


不同的政商环境下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可以发挥作用的发展理论步骤。我也更相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理论。如果抱着哪位的理论教条,一定会出现“橘生淮北为枳”的尴尬。只有像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用“原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为政府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市场助推市场转型),而非具体教条(如急剧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知道经济发展的理论,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吧。


五 一点思考

这次调查,也引发了我对社会调查甚至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我们既有走访企业、实地访问、完成问卷,也有召集企业代表、集中解决填答问卷。后者的效率有提升,经过有意的质量控制也完全能收到合格合规的问卷。但是,这样做却没有了和企业家或代表做深入交流的太多时间。企业的兴衰荣辱、艰辛故事就被定格在了几个数字上。对我自己来说,这也许算作一个遗憾吧!


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离不开数据。也唯有数据能提供大图景、一般化、符合西方科学精神的结论。但是,所谓数据,毕竟是抽象真实世界图景、进行简化分析的工具。一些有意无意的曲解、再加上娴熟的技巧,甚至可以随意得到想要的结论。


正像林老师讲的,模型像一张地图,是为了找出最主要的变量、淡化控制次要因素、寻找因果联系、解释现实世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抽象、简化、忽略、强调。但是,这样的抽象,是为了寻找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解释现象、乃至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并非是为了易于处理、得到显著结论而进行的。


如果以得到结论为目的,抽象、简化的标准就被扭曲了。世界这样大、变量这么多,抽象哪个、强调哪个,不同的操作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还完全可能都很显著。但是,丢失了寻找主要因果关系、解释现实世界的目标,这样的结论更像是技巧的操作、发文的逼迫,而非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了。


而解释现实世界的前提,是了解现实世界;寻找主要因果关系的保障,是搞清事情的关节。流传于世的经济学,未必是技巧与数学极其复杂的模型,却更应是了解真实世界现象、抓住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能经得起现实检验的宏论。


从这个角度看,学问又是“功夫在诗外”了。理解真实世界、清楚应该抽象出什么变量来解释现象,比研习极高端的技巧与处理,意义重大的多。这样看,那些用“数学不够复杂”、“理论与现有模型不一致”诘责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者,就显得没那么可信了吧。


研究方法和范式是为研究内容服务的。所谓研究内容,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就是真实的世界。只有有助于弄清问题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好方法。故而研究的方向更应是对世界有一个认识后,“寻找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而非“寻找合适的问题去嵌套方法”。林老师从新古典的基本范式入手,能解析清纷杂的结构变迁问题,这绝不是“功底不够”,恰恰是“大师之作”。所谓“大道至简”,是否也有暗合之处呢?


唯有秉承理解真实世界的理念做出的学问,真正发展出有助于解决问题、改善真实世界的理论,其思想也才能真正的流传于世、创造长久的价值。敢于在这样前景远大又孤独、艰难的道路上行进,是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最值得钦佩的地方。




我学识尚浅,难以评判发展理论的优劣。但我感到,在这样一条更符合学术规律、更贴近现实世界的道路上,接近真理的可能性要大些吧。“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做实地,其实就是做理论。不了解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则理论只能是闭门造车、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通过参与中心这次的项目,我在丰富自己对真实世界的认识、理解的同时,也对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基本理论本身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经验,恐怕是其余实习工作万难获得的。


林毅夫老师曾说:“将军的荣耀是战死沙场,学者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我觉得,这里的“累死在书桌上”,完全可以灵活理解:即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发现真正对世界有用的理论。我有幸,在验证真正有用理论的实地调研中,能做一点微末的帮忙。十分感谢中心,能给我这样一个精彩、难得而又将皮肤晒黑三个色号的机会。

(本文不代表中心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项目简介:
作为“经济结构转型全球研究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NSE)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共同发起了Suppor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Surve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推进经济转型——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实地调研)研究项目,旨在总结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采取的转型升级路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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