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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
【第三届】中国经济增长增速成因与对策圆桌讨论会
来源:时间:2018-01-12作者:

2017年12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冬令营研讨会举办《中国经济增长增速成因与对策》圆桌讨论会。本次活动同时也是第102次朗润·格政讨论。本次会议邀请到林毅夫教授、田国强教授等十余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国内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刘国恩主持。刘国恩教授首先说明了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系统的、深度地解读和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变化情况,并介绍了会议流程的安排。两位主讲人林毅夫教授、田国强教授有25分钟的时间分别阐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核心观点,其他在座的专家可以就这个主题展开讨论、表达看法。最后,会议预留30分钟时间,供在座的观众提问。本次讨论的背景是林毅夫教授和田国强教授关于本轮经济增速下降是外部冲击导致还是内因导致的争论。

观点陈述

在双方陈述的环节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首先发言。


林毅夫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体制性、机制性的问题,也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化改革,但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并没有在2010年以后恶化,而且,其他和我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不存在和我国同样体制、机制问题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以及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等在同一时期也同样出现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我国大,因此我国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由共同的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经济增速的下滑首先是美欧日等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的国家尚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缓慢、失业率高、进口减少,造成我国和上述其他国家出口增速剧烈下降;其次是各国在2008年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已经逐渐建成,国际经济未恢复,国内产能过剩,民间投资意愿下降,导致总的投资需求下降。展望未来的话,发达国家因为未能落实结构性改革,可能陷入长期增长停滞,造成外部需求不足,中国要更多依靠内部需求,从供给侧激发经济增长,利用好后来者优势,支持创新;同时深化改革,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做好金融的结构性改革、支持小微型企业,做好国企改革;继续推动城镇化,提高教育水平等。

随后,由美国德州 A&M 大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进行观点陈述。


田国强教授首先承认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林毅夫教授有很多共同点,也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并没有下滑到6%。但就下滑原因来看,他并不认同林毅夫教授认为的从各国的经济下滑程度类似就推论是外部原因的逻辑。因为恢复增长应该到平衡增长轨道,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是10%,而这次恢复只到了7%的水平。其他经济体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恢复到了平衡增长轨道,而中国继续下滑。所以他认为周期还没有形成。此外,对林毅夫教授的,认为当前经济制度环境跟改革早中期相比是越来越好,从而不应该将经济下滑归结为改革滞后的分析也不表赞同。田国强教授认为,这是没有区分总量(total)和边际(marginal)的差异。尽管市场化导向的松绑放权所导致的改革开放红利,即改革红利的边际收益,在早中期巨大,导致了高速增长,总的经济制度环境没有恶化,但是随着改革的红利的边际递减,越来越抵近制度障碍约束的边界,使之其约束越来越紧致,如不深化改革当然就导致了经济的持续下滑。田国强教授认为增速下滑有两个最根本原因:转型驱动的滞后和现代经济体系的滞后。他提到几个可能导致他与林毅夫教授观点不同的原因:要素红利递减、政府主导的动力的脱节(包括地方土地财政)、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很少等等。因此,即使前面有10%的增长,但是随着制度的障碍越来越加深,增速仍旧可能会下滑。随后,田国强教授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大目标。第一是要具有包容性的现代经济体制。第二是提高国家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政府的执行力。第三是社会规范及有效的社会治理。最后,田国强教授总结道,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点,就是民营经济、金融改革。这一点上他与林毅夫教授是一样的,即要让土地活起来,对待民营经济要同等化。而让所有经济体获得相同的待遇,就必须要经济体制开放化,国家收入市场化。

即兴辩论


就田国强教授的发言,林毅夫教授就“增速”与“有为政府”两个重点进行了回应。在“增速”问题方面,林毅夫教授提到两点,第一是从供给面分析,从后来者优势来看,以前跟我们同样增长方式的经济体在和美国同样收入差距的水平上,实现了8%-9%的年均增长,所以他对中国增速潜力是有信心的。第二他强调,他的观点一直是讲从2008年以后,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在“有为政府”问题方面,林毅夫教授再次做出澄清并非支持政府的所有作为,他的主张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出现失灵,政府不去克服,市场就不会有效,这样政府就是“不作为”而非“有为”;政府的作为如果超出了克服市场失灵,这样也不是“有为”而是“乱为”。关于其中的改革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改革是需要的,只不过不是这次下滑的原因,且不认为2008年以前的增长都是要素驱动,相反,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在过去的投资中也一直都存在。


田国强教授在回应中也澄清了自己对有限政府的定义。他强调外部性和周期性虽然存在,但增速没有恢复是因为改革有滞后,基本基础性的制度有缺陷。关于产业升级和产业政策的问题,他认为创新的主体依然要靠民企,而要完成创新驱动必须深化改革,而且必须是市场能发挥资源配置的改革。


专家发言

随后,在座的十一位嘉宾轮流就增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黄晓东(美国范德堡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精彩观点:黄晓东教授认为,从逻辑上看,不管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还是结构性、制度性和改革的因素,都可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定量上到底哪个更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非常困难了,需要结构性模型的帮助。外部的冲击,可直接拖累经济增长,也可经过内部的传导机制被减震或放大。他在发言中借助结构性模型的帮助讨论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几个内部原因,包括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通过要素市场中的扭曲所导致的城乡两部门之间的资源错配,国企特别是服务业国企改革的滞后所导致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资源错配,以及在居民部门方面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和家庭债务的快速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朱晓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
精彩观点:朱晓冬教授选择从历史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他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是靠要素驱动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进一步讨论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体来说,他讨论了资本配置的变化,国际和国内贸易成本的下降,以及国内人口流动成本下降三方面的影响。朱晓冬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改革的效果不明显,资本配置近年是在恶化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前几年是零,近年可能是负的,而国内贸易及人口流动政策的改革效果明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很大的贡献,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成本下降及相应的外貌出口的贡献。他总结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是改革的红利,希望未来持续地用国内的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褚浩全(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精彩观点:褚浩全教授认为林老师和田老师的观点均有道理,问题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哪个更重要,我们需要量化比较。就外部变量来看,通过观察世界经济从1991年起的增长趋势,褚教授指出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并分析了带来这种下跌的三个因素:危机前全球实际增长超越了增长潜力、由于结构变化带来生产率增长潜力的下降、非洲和南亚新兴国家的增长不足。而关于内部因素,他介绍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新老动能之间的转换相关研究。褚教授认为只有产业升级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最后褚教授介绍了“经济复杂度与国家素质”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的经济复杂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中国经济复杂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差距。


王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精彩观点:王能教授认为比经济增长更加根本的问题是社会效用和福利,比如说,收入、财富及资源的分配就是社会福利范畴之内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科研经历出发,认为做宏观经济研究(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首先需要注重微观基础,有创造性的运用异质性个体模型,这样才能研究涉及到分配的问题。最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应该以重要的经济、金融摩擦为核心。中国宏观模型里需要考虑到政府、消费者、投资者、私营企业、国企之间相关联的动态策略性行为。建议年轻学者从微观基础出发去建立有结构的模型去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深度思考微观层面不同决策者所面临的不同摩擦(包括有中国特色的),进一步思考这些摩擦如何在一般均衡中传导到宏观经济中,从而影响到资源的配置、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精彩观点:袁志刚教授首先也认为外部原因很重要。全世界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原先的外贸不可持续,需要再平衡。但在长期中,一方面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重要,收入差距过大,总需求降低,产生产能过剩。第二,制度很重要。需要把激励做对,让制度围绕着激励。第三讨论了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改革的问题。总结而言,外部因素是重要的原因,但制度改革非常重要。


伍晓鹰(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高级顾问)
精彩观点:伍晓鹰教授根据他领导建立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得出的最新结果,表示对中国经济深层结构问题的担忧。他发现危机后曾经在中国加入WTO后黄金时期对增长贡献最大的,也是最接近市场的“成品/半成品部门”出现了明显的减速,2012后更是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上中游的如能源和中间材料等部门在危机后不但不降反而脱离下游部门强劲上升。接近最终消费市场的工业部门的持续颓势,使我们看不到危机后整个经济通过向消费倾斜来改变增长模式的迹象。TFP增长表现也类似。伍晓鹰教授认为这似乎在印证人们一向以来的担忧:不但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而且在其内部还要依靠中上游部门如基础设施的自我循环以维持增长。如果越接近市场的部门效率越不好,TFP表现越差,只能说明这个经济增长是相当不健康的,肯定出了大问题。肯定是补贴出来的增长,是对政府选择的部门的某种补贴造成的,不过是人为创造的需求或短缺所带来的增长机会。关于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他认为,虽然根据他的数据来看资本要素的错配情况近期似乎已经不再恶化,但那只是因为在增长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以危机前年均1.3个百分点的资本错配以支持高增长的情况已经难以为继。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主任,副教授)
精彩观点:王勇教授首先运用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总结了林毅夫、田国强教授的观点。他分析道,在田国强教授的故事中,增速问题是供给侧的问题,应该看到产出下降,价格上升;而在林毅夫教授的故事中,增速问题则是需求侧的问题,应该看到产出下降,价格下降。接下来,他展示了2007-2008年以及后续多年的中国实际数据,指出剔除趋势以后的产出和价格都是相对急剧下降的,因此数据更加支持林教授的观点。王勇教授再次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改革与结构这双重含义,并结合他数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主张讨论中国的相关政策建议时应该全面考虑四个同时发生的结构性过程。最后,他强调现有经济增长文献在研究工业化、结构转型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时,没有足够重视外部因素。


许宪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观点:许宪春教授从统计数据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他分别从四个角度进行阐述:第一是从生产的角度看,他认为传统工业在带动经济增速回落;第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在拉动经济增速回落,其中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第三是从基数的角度看,他从曾经经历高速增长国家的增速变化和个人研究体会出发,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大,所以抑制了经济增速;第四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情况发生变化,也影响了经济增速。


鞠建东(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精彩观点:鞠建东教授主要从三个要点阐述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的认识。第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在讨论垂直管理和平行交易,归根结底是资源在两种管理方式之间的配置。第二,政府的行为需要研究。鞠建东教授认为,从产业结构看,市场存在外部性,产业中存在多重均衡,需要政府的推动;最优结构是由禀赋决定的,而产业政策本身是动态的,需要有退出机制。由于各个地方的禀赋结构不同,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多样化的。第三,地方政府怎样才能与市场一起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需要政府提供三方面的激励,第一是中央选拔激励,第二是民主监督,让地方政府部分代表地方人民,第三是要有地方政府的竞争,有完善的流动的要素市场。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观点:卢锋教授侧重从投资疲弱角度分析近年我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他认为,与世纪之交经济深度下行调整比较,本轮调整突出特点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稳定,市场投资疲弱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走出调整阶段困难具有更大解释作用。在卢锋教授看来,受到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我国有效投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与实现。他从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不利于房地产投资、严控大城市政策客观上抑制投资、某些部门准入和投资管制政策抑制投资、国有与民营企业行业壁垒存在不利于释放有效投资潜力等方面讨论上述观点,并强调在相关领域深化改革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制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精彩观点:黄益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最简单的原因可能是发展阶段问题,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随后,黄益平教授从四个角度进行阐释。第一,从产业角度看,增长减速的原因在于原先推动出口与投资两架马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重工业都已经难以为继。目前需要发展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第二,增速回落在世界范围看是很正常的现象,很多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也都经历过缓步减速。目前需要的是新旧动能转换。第三,他认为过去的超高速发展部分是由扭曲政策带来的,目前是“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随着扭曲慢慢消除,增长速度显著回落,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四,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他认为,有效的政策是一方面能让新产业、有竞争力的产业快速成长起来、发展起来;另外一方面,能让那些已经失去竞争力的,尤其是僵尸企业快速平稳地退出。

总结提问

专家发言完毕后,主持人邀请林毅夫教授与田国强教授对本次讨论会进行总结发言。

田国强教授首先感谢这次机会,认为这个讨论有重要意义。随后,他总结到,本次讨论的关键是如何改革,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本作用。而关于改革方式,他认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尤为重要。林毅夫教授随后也表示这次讨论非常好,并就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再次作了回应。首先,他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外部环境不好肯定会影响中国。第二,十九大谈体制改革,不代表我国不需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会在政府的“五年规划”中体现。第三,他再次重申了对产业政策的观点包含五种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战略型),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第四,他提醒道,不能认为在经济体量大的现状下,增速放慢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看人均量,而不是看总量。最后,林毅夫教授总结道,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结构的不断调整,需要改革,关键是改善激励机制,最终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制。 


在场观众也积极就本次讨论提出问题,并获得嘉宾解答。随后,刘国恩教授对讨论会进行总结,并发表感想。第一,他提到关于同一件事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研究的主体太复杂。经济学家是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里面处于更科学、更模型、更精准的框架里面,因此他们也对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第二,他认为本次讨论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还是比大家以前认识的程度还要高、还要大。最后,刘国恩教授借用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Lucas研究发展问题时说过的话为本次讨论会作结,“我们研究中国的增长问题其实是如此的复杂,要么就别涉足,一旦涉足进来就别想再干其他的事。”

(本文内容经参与讨论的各位老师审阅)
撰稿:刘政文 周千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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